从五代时期开始，朝堂上真正的天子之下第一人往往都不是当朝宰相，而是掌管军务的枢密使。这个现象当然一点也不难理解，当一个国家身处动荡战乱之际其重心自然是在征战上面，但随着宋朝的建立尤其是赵光义登基之后，文官集团彻底扭转了这一局面。武将出身的人别说是想掌理国家的军政大权，你甚至连参与的机会都没有，因为就连枢密使和副使这样的官都被大宋的文官们给包圆了。
不过，诸如曹彬、王德用和后来的狄青倒是以武人的身份担任过枢密使，可他们的的结局最后都是被文官集团以各种理由给搞下了台，狄青甚至因此忧愤而死。总之，在大宋的朝堂上只有中书省的宰相才是官僚队伍里的男一号，枢密院的人再厉害也得低人一头，每次朝会的时候枢密使必须站在宰相的后面，如果你这个枢密使也是文官就更得懂得这个礼数。
难道说枢密院就真的永无出头之日吗？不尽然，只要战争机器一开动就是宰相靠边的时候，比如雍熙北伐期间经常跟赵光义见面的人就是枢密院的各位长官，而这时候的宋朝也是如此。在赵祯决定要以武力讨伐李元昊之后，枢密院的地位就此水涨船高。接下来的日子里，经过赵祯与枢密院官员的一系列商议之后，一道道的命令相继从京城下发。
首先是找出一个人去边境上先把李元昊暂时给挡住：命环庆路副都部署、殿前都虞候、邕州观察使刘平以原职兼任鄜延路副都部署。
然后就是派出得力的大臣去镇守陕西这一战略要地：命三司使、户部尚书夏竦为奉宁军节度使、知永兴军（治所为今陕西西安），命资政殿大学士、吏部侍郎、知河南府范雍为振武军节度使、知延州（今陕西延安）。同时，与西夏交界的山西地段也得有得力的大臣去镇抚才行，此时镇守太原这一军事要地的是枢密直学士杜衍，这个人赵祯可是太信任了，山西这块儿地就是他了，不用换人了，马上给杜衍加官，就加个龙图阁直学士。
再命刑部尚书兼御史中丞晏殊为三司使，由这位大才子出山筹措战争所需的钱粮和物资，他此前的御史中丞之职改由孔道辅接任。
此外，为了从经济上制裁李元昊，赵祯再又下诏关闭了位于山西和陕西的几处与党项人进行贸易往来的边境榷场。党项人的那些土特产都让它们烂在地里好了，我们大宋什么都有，如果边地实在是缺乏某种物资，那就从内地运输过去，反正就是不和党项人做生意了，让他们自己跟自己玩去。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一招经济制裁才是真正让西夏人以及让李元昊本人感到痛不可当，远胜宋朝十万雄兵。
最后，宋朝方面还发出通告，要求全国各地尤其是陕西和山西当地的官府一定要严厉打击党项人的间谍活动，边地各有司衙门以及普通的大宋百姓凡是能捕捉党项间谍者赏十万铜钱。
做完了这些，两府的大老爷们总算是可以松口气了，可紧接着他们很快又反应了过来，虽然紧赶慢赶，可他们似乎把最重要的一件事给忘了，那就是军事上的准备。于是，又一道急令从京城发出：西北诸路部署、巡检司务必选用熟悉边事且能战敢战之人主持边关军务，老弱病残者赶紧想办法予以遣散或调换。国家就要打仗了，作为守在第一线的军事力量务必要先替国家先扛住一段时间，我们后方的大部队正加紧练兵备战呢！
好了，这下总该松口气了吧！不能！为啥？因为宋朝还得提防一下自己今后跟西夏人打得不可开交之时会不会被人踹屁股！简单说，虽然宋辽盟好几十年了，可防人之心不可无，这辽国还是防着点为好。那么，这个任务交给谁呢？谁？最后商议出来的结果是——前宰相、此时正在河南许州悠游快活的吕夷简同志。
于是乎，眼看就要过大年了，吕夷简同志却被一封紧急公文给抽调到了河北大名府去主持整个北方边疆的军政事务。
在这之后，赵祯决定给镇守陕西的军政主官夏竦和范雍更大的权力。夏竦除了兼任本路都部署外，另外还统辖乾、耀等州兵马并出任泾原和秦凤两路的安抚使，范雍则是由鄜延路都部署兼任鄜延和环庆两路的安抚使。也就是说，整个陕西与西夏交界的防区地段由他俩各自对半分了，夏竦管西面这一半，范雍倒霉了点，东面这一半归他管。为啥要说范雍倒霉呢？因为不久之后李元昊就是从他的防区打进来的。
以上便是公元1039年到来之前赵祯和他的大臣们因李元昊的突然“反叛”而做出的紧急应对措施。这里面其实有很多可值得说道的地方，但我在这里只想提醒各位注意一点：看看这些人事任命，尤其是陕西和山西的前线军政主官，夏竦、范雍和杜衍以及前去大名府负责防范辽国的吕夷简，这四个人无一例外的都是进士出身的纯粹文官，此前更是从未上过战场，更别提亲自临阵杀过人。可是，宋朝就是要靠这些与皇帝最亲近的大臣去担任前方的最高军事长官和地方政府的行政一把手，而那些武将们全都得靠边站，哪怕你是已经位居堂堂大宋枢密使的王德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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