堂堂西府的枢密副使在公众场合竟然如此暴力，这实在是有损大臣体统，更是有损大宋的颜面。监察御史曹修古和王沿等人纷纷上奏弹劾晏殊，他们请求以此罢免晏殊，以正典刑，以平公议。
刘娥等的就是这个，既然你晏殊这么肯配合哀家，那哀家就成全你吧！
于是，晏殊被罢免枢密副使之职，他被贬出京城出任宣州知州，不久之后又被改任为南京留守、知应天府（今河南商丘）。也是在这不久之后，正在泰州修筑扞海大堤的范仲淹因为母丧回到应天府丁忧。
晏殊的这次被贬是他个人政治生命的不幸，但对宋朝的文学和教育事业而言却是大幸。远离了朝堂的纷争，晏殊作为一个文人的心性变得再又纯粹起来，他就此可以心无旁骛地去做自己之前想做却没有机会去做的事。在应天府这个本就学术氛围浓厚且文教发达的地方，晏殊在此地大兴文教并开始着力为宋朝培养新一代的治国育人之才，史书对晏殊在此期间的所作所为评价甚高：自五代以来，天下学废，兴自殊始。
想要办好教育的前提之一就得拥有雄厚且顶尖的师资力量，为此晏殊开始大力招揽优秀的人才前来书院授教。听闻此时正在应天府为母守丧的范仲淹在经学上具有大才且在这十几年的为官生涯里声誉甚隆，晏殊便极力邀请范仲淹到应天书院前来讲学，也就是聘请他当授课老师。就此，在这个自己曾经求学苦读的地方，范仲淹以师长的身份再度重返应天书院，他与晏殊之间长达二十余年的亦师亦友的情谊也就此开端。
范仲淹本就精于《六经》，尤其在易学上面造诣最深，而在做了十几年的地方官后，他对人生和社会的认知已然被提升到了一个全新的高度。说句人话就是，他已经是一个被社会毒打过的青年（是的，我们这里没有说他是一个成熟的中年大叔，而是青年——愤青的青）。但是，范仲淹的心性却并没有因为流俗的熏染而变得污浊不堪以致面目全非，阅历的丰厚反而更加激起了他想要为这寰宇荡涤污浊的豪迈之气。
就是在应天书院这个地方，范仲淹成了一名远近闻名的“网红教授”，有很多人都特意慕名前来拜会他。除了每天忙于给学子们授课释疑，范仲淹还广结四方游士并与之坐而论道，而每当论及当今天下大事范仲淹便即刻化身为一头牛气冲天的斗牛，他以自己十余年的为官经历毫不避讳地大胆力陈当今宋朝所面临的各种积弊，言辞举止间无不流露出一派挥斥方遒的激昂之色。此外，范仲淹在此期间还大力倡导儒家的学子以及士大夫阶层要修身立命，他认为要想让宋朝繁荣富强，那么儒家弟子和士大夫阶层就得首先立德树人做个好榜样，否则所谓的国富民强就只能是一句华而不实的空谈。
这世间有很多人坐而论道时俨然就是一个历代未有之万古圣人，意即所谓的“立言”，但在“立身”和“立行”上却是十足的侏儒。更有甚者，嘴上一套手上另一套，会场上痛斥世间所有的极恶之人，恨不能在其生前将其碎尸万段、在其死后将其挫骨扬灰，但转过头他自己就变成了那种极恶之人。比如官场上的那些表面立身为公实则私欲难遏的贪官污吏，比如尘世间的那些表面上道貌岸然实则私欲横流极尽糜烂的虚伪之辈，当他们最后被一脚踹下冰窟的时候还会为自己找到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人性如此，吾亦未能脱俗。
范仲淹的可贵之处就在这里，我们都知道他后来写下的那句流传千载也必将流传万古的旷世格言：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从他立志于要安身立命的那一天起，直到他临终之时，他一直在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去践行这一句话，而这正是我本人（相信也是很多人）最为佩服和敬重他的地方之所在。
宋朝是一个尊重并重视知识分子的朝代，别说是范仲淹这种有官职的人，就算你是躲在深山老林里的一介凡夫，但只要你有大学问，朝廷照样派人把你掏出来，然后奉上一套官袍恳请你为国操劳为民谋福。当然，这也不是强迫或威胁，只要你拒绝，朝廷不但只能干瞪眼，而且还要给你发礼品或留下一堆赏赐以示对知识分子的尊重。可以说，范仲淹守丧期间在应天书院的这一番作为不但没有影响到他的仕途，反而还让他的这条路变得更为光亮。一来他通过在应天府的讲学和布道让他的声名日益远播，二来就是作为朝廷重臣的晏殊对他也是格外的赏识和器重。别看晏殊现在是处于被外贬的状态，可这种人随时都有可能重新回到京城再担宰辅重职，他日等到范仲淹守丧期满，晏殊只需写一封推荐信上去都足以让范仲淹连升数级。我们这里可以很负责任地说，如果没有晏殊，那么范仲淹绝无后世之名。
提到范仲淹，我们在这里就有必要提到他今后的那位与其一道在朝堂上不畏权贵且敢于犯颜直谏的亲密战友——孔道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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