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江岛公民，在当前这个微妙的节点上做这样的事……
杨先生，恕我直言，这很引人注目。
眼下是什么时期？
几乎所有西方国家资本都在观望，都在犹豫，没有人愿意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华尔街的分析师们几乎一边倒地看空华夏，伦敦金融城里流传着各种悲观预测，就连一些原本有意向的日资、韩资企业，也纷纷按下了暂停键。
在这样的大环境下，在江岛政府和华夏正处于谈判的关键时期……”
她微微倾身，目光如针。
“您如此高调地进入华夏投资，难道就不怕这笔钱打了水漂？就不怕……江岛政府那边，对您有什么想法？”
最后那句话，她说得很轻，很慢，但每一个字都带着不容忽视的分量。
杨开直视着她的眼睛，缓缓说道：“我是江岛公民，这一点毫无疑问。”
“相信您对我的身份也做过深入调查，我是八一年入籍的江岛公民，至今不过两年。在这之前，我一直在大陆生活。”
“所以说我既是江岛市民，也是华夏子孙。
我的祖籍在西北，具体哪个省份我就不说了。
我想说的是，我生活的地方很穷，穷到什么程度呢？
许多人连温饱都是问题。
我的记忆里，一年到头能吃上白面的日子不超过十指之数，剩下的时候，红薯面、玉米面掺着野菜，能填饱肚子就算过年了。”
“正是大陆贫穷等问题，上面的领导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才开始不得不改变。
说实话，如果不是穷到了实在撑不下去的地步，谁愿意改？
一个习惯了计划经济体制的庞然大物，要转身，要松手，要承认自己过去几十年的路走错了，这个决定的分量，可能只有身在其中的人才能真正体会。
但无论如何，政策变了，门开了一条缝。
而正是因为这条缝，我才有机会来到江岛，成为新江岛人。”
“作为华夏子孙，看到同胞挣扎在温饱线上，因为落后而被人瞧不起……”
他的声音微微低沉了一些。
“说实话，这种感受，很难用语言形容。可
这就像一个孩子，自小因为家境贫寒被送到了别人家寄养。
他在别人家过得不错，穿得体面了，吃得讲究了，受教育了，甚至慢慢融入了那个家庭的生活方式。
可有一天，他回过头，看到自己的亲生母亲衣衫褴褛地站在寒风中，面黄肌瘦，手上的裂口还在渗着血。”
杨开抬起头，目光平静而深沉。
“那个时候，他的第一反应是什么？
不是去计算帮助母亲要花多少成本，不是去分析母亲还有没有康复的希望，不是去评估这笔投资的回报率！
他的第一反应是，她是我的母亲，我不能袖手旁观。
就这么简单。”
会客厅很安静。
张德明等人在旁边低着头。
沉默持续了几秒。
然后，杨开的语气忽然一转。
“当然……”
他嘴角微微上扬，带上属于商人的锐利。
“如果我只是一个会讲情怀的人，我今天不会坐在这里。
作为一个商人，我从不做赔本的买卖。
华夏改革开放，对我来说，首先不是情怀，而是机遇。
一个数亿人口的市场，正在从封闭走向开放，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化，这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一片从未被开垦过的莽莽荒原，谁先踏进去，谁就拥有了先发优势。”
“数亿人需要穿衣吃饭，这是最基本、最原始、最不可逆转的需求。
轻纺工业、食品加工，这些领域有什么特点？
低投资、高回报、没有太高的技术门槛。
不需要拥有最先进的设备，不需要雇佣最顶尖的工程师，只需要把产能铺上去，把渠道建起来，在供给严重不足的市场里，产品几乎是不愁卖的。
这就是我为什么在江岛与大陆谈判的关键时期，依然坚持去大陆投资的原因。
不是因为我不在意时机，恰恰是因为我太在意时机了。
在我看来，越是在别人不敢动的时候动，获取的资源就越廉价，拿到的条件就越优惠，未来的回报空间就越大。”
“至于您所说外资不看好、在观望，这完全可以理解。
资本的本质是什么？是趋利避害。
华夏现在的政策还不稳定，今天开放这个领域，明天又收紧那个领域，政策的连贯性和可预期性确实不够；
市场不确定，价格体系没有理顺，供需关系还在扭曲，汇率机制也在摸索；
老百姓贫穷，购买力低下，消费市场近乎不存在。
这三条加在一起，任何一个理性的资本方都会选择观望，这没有任何问题。”
杨开摊了摊手，表情坦然。
“但当政策逐渐稳定了，当有人吃了第一只螃蟹而且没死，甚至活得还不错的时候，我相信资本会蜂拥而至的。
资本没有祖国，没有立场，没有情怀，资本只有一个信仰：哪里有利润，就流向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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