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光透过百叶窗的缝隙，斑驳地洒在办公桌上，杨开轻轻转动着手中的钢笔，眼神却比窗外的阴天还要深邃几分。
其实，只有杨开自己心里清楚，王天虎那所谓的“面子”，在真正的商业逻辑面前，根本不值一提。
如果他真想硬刚到底，别说是王天虎，就算是招商办主任亲自出马，他也未必就要买账。
在这个特殊的年代，在这个被时代洪流裹挟的深区，真正的“尚方宝剑”不是某个领导的电话，也不是那层盘根错节的关系网。
而是那个刚刚崭露头角、却被无数人奉若神明的词汇——改革开放。
从1979年改革试点开始，一直到跨入千禧年的这整整二十年时间里，内地对于招商引资的态度，简直可以用“饥渴”和“狂热”来形容。
那是“唯GDP论英雄”的时代，是一个为了发展可以暂时无视规则的蛮荒时期。
为了把外资引进来，为了把那些先进的技术、设备和那令人眼红的外币留在国内，上至省市领导，下至街道办事员，可以说是在“委曲求全”。
为了政绩，为了让那个看起来还算漂亮的经济增长数字每年都往上蹿，各地政府八仙过海，各显神通。
能答应的条件，统统答应；哪怕是不能答应的，只要不触碰绝对底线，往往也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土地可以廉价批租，税收可以“两免三减半”。
甚至连环保法规、劳工权益这些在后来看来至关重要的事情，在当时都可以为了一个“外资项目”而让路。
因为大家都太穷了，太想摆脱那种几辈子都翻不了身的贫困了。
那种落后带来的自卑感，像一块巨石压在每一个国人的心头。
所以，当像杨开这样带着资金、带着技术、甚至带着所谓“先进管理经验”的港商出现时，他不仅仅是一个生意人，更是一尊财神爷。
在这个庞大的游戏规则里，杨开手里握着的，是深区最稀缺的资源。
官员们需要他的投资来充实政绩报告，工人们需要他的工厂来养家糊口，城市需要他的税收来修路盖楼。
在这个供需关系极度失衡的天平上，作为需求方的内地，注定要付出巨大的代价。
包括尊严，包括对某些本地不法势力的纵容，甚至是对某些越界行为的默许。
王天虎算什么？
他不过是这台巨大的经济机器中，一颗稍微有点油水的螺丝钉罢了。
他之所以敢如此对待杨开，敢让王天龙来装腔作势，无非是赌杨开年轻，赌杨开不懂“国情”，赌杨开为了长远利益不敢撕破脸皮。
但杨开心里跟明镜似的。
他清楚地知道，自己现在拥有的是怎样的“超国民待遇”。
如果他真的铁了心不给面子，甚至直接把状告到省里，告到北京，告到王天虎的顶头上司那里，痛斥地方保护主义阻碍了改革开放的步伐。
指责某些领导干部纵容亲属干扰外商经营，试问，在那个“发展才是硬道理”的年代，谁敢担这个罪名？
为了保住招商引资的成果，为了那一串串代表政绩的数据，上面的领导大概率会毫不犹豫地把王天虎抛出来当替罪羊，以此来表达对外商的重视，以此来展示深区优越的投资环境。
这就是时代的红利，也是历史的吊诡之处。
在那些所谓的“地头蛇”还没意识到自己早已过时的时候，真正的规则已经变了。
现在的深区，不再是靠拳头大就能说了算的江湖，而是靠资本、靠政策、靠背景说话的名利场。
而杨开，恰恰是站在这个名利场顶端的人。
所以，他今天的妥协，不是因为怕王天虎，更不是因为给王天龙面子。
那是猎人看着猎物在陷阱前得意忘形时，露出的一丝宽容。
他不需要在泥坑里和王天龙这种级别的烂人纠缠，因为他的目光早已越过了这间小小的办公室。
越过了王天虎那点微末的权力，看到了未来二十年那片更加广阔、更加疯狂的蓝海。
“小不忍则乱大谋。”
杨开在心里默默念了一句，嘴角勾起一抹意味深长的笑意。
现在的忍让，是为了将来能更顺畅地吞噬。
等到那个时候，这些所谓的“地头蛇”，恐怕连给他提鞋都不配了。
购物广场在经历了一段时间的动荡后，终于步入了正轨。
每日的客流量络绎不绝，营业额每天都在稳步攀升。
与此同时，商业大厦内部装修也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中，机器的轰鸣声与工人们的号子声交织在一起。
这天午后，阳光慵懒地洒在办公桌上。
杨开正端坐在桌前，仔细审阅着一份关于进口家电配额的申请文件，神情专注。
忽然，桌上那部红色的保密电话骤然响起，打破了办公室内的宁静。
“铃——铃——”
铃声短促而有力。
杨开并没有立刻去接，而是目光微微一凝，视线从文件上移开，盯着电话看了两秒，直到铃声响了三五声之后，他才缓缓伸出手，稳稳地拿起了听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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