午后天气闷热，空气里像压了一层薄布，路面的光亮得刺眼。李一凡临时决定不去市政府的汇报会，改成去港口看货运效率。仓库里的叉车像勤快的小动物一样穿梭，电子屏幕上滚动着船期和车次。
他在调度室待了二十分钟，看完一条从港区到内陆铁路的集装箱路径，把两个时间点记在本子上，再把两段“空窗”标出来，交代在“承接示范区”的调度中预留缓冲，“不要把效率全压在运气上。”
夜里回到住处，窗外的风带着海腥，一阵紧一阵。李一凡把地图摊在床尾，把三根细细的红线接在一起，从海边一路画进潇湘的腹地。他不知道自己画了多久，只记得最后把笔停在星城北部的那颗小点上，那里将亮起第一盏“承接”的灯。
第三天的行程被一条消息打断：江淮方面公开了一份“十年免租”的承接政策，配图是新修好的厂房和整齐的道路。陈晓峰拿着手机快步走进来，语气里难免焦急：“他们打得很猛。”
李一凡把手机放到一边，让大家重新围坐，把刚才的“十年免租”拆解成“现金价值—机会成本—稳定性溢价”三栏，接着把潇湘能给出的“路”拆成“时间确定性—配套确定性—制度确定性”。
他没有否认对手的“猛”，只是说：“你们去问企业，他们最怕什么。怕变，怕慢，怕无人背书。我们把这三件事消掉，他们的选择就会稳定下来。”
午后，李一凡回访了一家做通信部件的企业。技术负责人把一份“迁移风险清单”递过来，上面整整齐齐写着四十七条，从“模具冷链”到“高精密仪器运输中的温湿度控制”，每一条后面都留着空白。
李一凡在清单上划线，一条条写下“对口单位—联系人—电话—响应时限”，最后在“问题未解决的追责链路”上补了一句：“谁签字谁说明”。技术负责人愣住了，说从没见过哪个政府这样“写”。李一凡回答：“不是政府写，是执行的人写。你要的不是口号，是人名。”
返程的前一晚，李一凡没有安排晚宴，也没有去会见媒体。他一个人去了码头边，远处的船灯像分散的星，在潮水涨落间上下起伏。他想起十年前初到星城时那条只有三公里长的试验线，想起第一批入驻的厂房里的油毡味和冬夜的白雾。
那时他也推过一面“里程碑墙”，只是规模小得可怜。如今他要把那面墙翻成一本“可核验”的账，把每一页都写给企业看，写给省里看，写给未来看。
回到星城的第一天，省政府东塔的会议连轴转。李一凡把“承接示范区推进专班”当场宣布成立，主官不设虚职，分工只写到“谁在什么时间点把什么事情做完”。他没有把话说得漂亮，只强调三句：先路后地、先配套后厂房、先制度后优惠。
底下有人交换眼神，有人皱眉，有人奋笔疾书。他把“事实卡”交给宣传口，说一周一张，图多字少，数据要可核验，不要“行业第一、全国领先”这种空词；把“招商口径”交给外事办，说只谈能签字的事，不谈别人部门的事；把“金融扶持”交给财政与金融办，要求把“穿透式核验口”留给审计，谁在上面签过名，就准备在月底会上站五分钟。
下午，他去了星城北部的选址地。野草已经被清出一条狭长通道，测量员在草地上插了几根红旗。风很大，旗子扬起来，影子在地上跳
。李一凡沿着红旗走了一遍，最后停在一块凸起的土坡前，问地下有没有老管线。陪同的干部翻了翻图纸，说有一段旧的污水管，不深。他说：“先挖开看看。把所有可能绊到脚的东西都在白天翻出来，不要等夜里才被绊一跤。”
工地上临时搭起的帐篷里，摆着几张折叠桌。陈启明和李志远从星城市政府赶来，带了“夜间实验室社区”的初版方案，内容不花哨：夜门诊、学位池、倒班公交、人才公寓、通宵食堂、夜跑道。
李一凡看完，提出两处修改：把“值夜班子女临时托管”加进去，时间延到晚上十点半；把“夜警灯”密度从三十米一盏改成二十米一盏，灯杆高度比成年人高出一个头，“要让从窗口往下看的人心里踏实”。陈启明点头，说一周内给出预算与施工图。李一凡让他把每一项后面留名，“谁接了谁写，夜里也写”。
第三天，“承接示范区”在省里内部走完审查程序。财政那边皱着眉提醒资金平衡，李一凡就把三摞钱的来路再讲一遍；审计那边问留痕是否会拖慢节奏，他说“留痕在前，节奏更快”，因为一旦谁也不敢拍板，才是最慢。
组织口问是否会形成“项目山头”，他回答“专班不设常态化办公室，阶段见效后自动减员”，把“人”的问题和“事”的问题拆开。
消息传开，企业的电话接连打到专班办公室。有想在星城落地的，有盯着株洲轨交配套的，也有打听湘潭装备片区的。更多的，是打听“铁路专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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