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色沉沉，星城市的灯火如织，政务院特派调研组已在市政府大楼驻扎两日。
这一次调研，表面是围绕“南部沿海治理机制改革”展开，实则剑指香江与邻近特区的联动治理、制度协调与法治适配。调研组的到来，是由大夏政务院副总林建国亲自拍板，政务院下设的多部委派员同行，规格之高，引发了外界极大关注。
作为整个特区改革的制度试点与舆论中枢，星城市承担着前所未有的政治功能压力。
李一凡深知，这不仅是一场技术治理改革的尝试，更是一次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窗口突破。
在市委常委扩大会议上，他并未大篇幅讲理论，也未作传统意义上的表态性动员，而是直接开门见山：
“这次调研，是对我们星城市治理能力的总检阅，也是一次提前进入新一轮国家战略地图的机会。”
众人神情肃然。
过去的三年里，星城市在数字政务、财政整合、基层治理、宣传统筹等方面的改革，被誉为“具备样板复制可能”。政务院改革办三次调阅星城改革文档，中央网信、司法、公安、财政、审计五部委分别向星城派驻专项考察团队。
此次调研，更多是为下一阶段“制度型改革”在特区周边区域落地做准备。
会议结束后，李一凡独自前往市政务服务中心三楼那间会议室。桌上已经摆好一叠厚厚的材料。
这些资料，是由市委副秘书长冯亮组织编撰，凡星智库作为第三方校对平台深度参与。文件中详细列出了星城市在以下几大关键领域的试点数据：
1. 舆情统筹与风险响应机制：凡星传媒与市网信办共建的“三级应急响应平台”，已实现在微博、抖音、知乎、小红书等平台的敏感词、舆情爆点实时识别、内容分级、回应模板预设。
2. 财政与治安联动机制：财政、综治、城管、公安四部门联合建立“事件成本分析机制”，重点监控街头示威、非正式聚集、网络煽动等多元行为的财政负担与社会风险模型。
3. 社区治理与法律内化机制：以星城“智法融合社区”为模板，试点“法治+说理”双轨引导体系，调解成功率达87%，多起青少年事件通过学校+司法辅助渠道提前干预。
4. 高校治理改革：在星城市属五所高校中，全面设立“公共治理实验班”，引导青年群体理解国家体系、法律逻辑，打通治理宣传体系的最后一公里。
看着这些文字，李一凡沉思良久。
星城走在前头，是重生之后他的全盘谋划。但更大的难题，是如何将“样板复制”推向特区，实现国家秩序在特殊区域的柔性渗透与治理体系的长效对接。
香江，绝不是一句“回归”就能解决的城市。
李一凡深知，要真正重构治理逻辑，必须先从“理解”开始，再从“治理”渗透。改革的钥匙，不在高屋建瓴，而在接地气的机制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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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日，调研组召开封闭会议。
政务院改革办秘书张沛，来自中财办的技术顾问黄晨光、司法部治安司副司长沈曼宁、中央网信办政策协调处林若山，均在场。
李一凡进入会议室前，最后再看了一眼手里的文件。他知道，这场交流的成败，关系到他能否将“星城改革样本”纳入国家改革战略体系的核心模块。
会议持续了三个小时。
最后一个环节，李一凡被请作“星城市特区治理机制经验报告”。
没有演讲稿，他缓缓站起，语调平稳：
“我们星城市治理的起点不是顶层设计，而是底层破局。我们从财政入手，是因为一切社会问题背后，终归会落入财政负担。”
“我们从网络舆论着手，是因为现代社会的治理空间，已经从广场转移到了屏幕。”
“我们从校园和社区做起，是因为我们相信未来的不稳定，不是来自遥远的地缘，而是来自你身边忽视的那个孩子。”
一番话，让整个会议室陷入短暂的沉寂。
黄晨光望向他，微微点头：“你的报告，没有一句空话。”
张沛补充：“特区的制度重塑，关键在于能否找到复制与衔接的节点。星城市的经验，值得再深入。”
李一凡平静应道：“我们愿意为国家体系的完整与稳定，承担更多责任。”
这番话，并非表态，而是宣告。
散会后，林建国亲自打来电话。
电话那头，声音沉稳：“你的报告我看了，他们在会上提到了你星城市的‘舆情机制’和‘校园治理模式’。你要知道，国家这轮特区整顿不是一次操作，是一场系统性清洗。你要打起十二分精神。”
李一凡答：“请政务院放心。”
林建国又道：“下一步，南方区域治理改革的中央协调组，可能会调你出任副组长级别的协调岗，当然，暂时还是虚职，属于挂靠型角色。”
“我明白。”李一凡顿了一下，“如果有机会，我希望能亲自落地部分方案，哪怕不具名。”
林建国沉默片刻，语气难得柔和：“我会帮你争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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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日清晨，一条不起眼的通稿发布：
“政务院特区治理协调机制办公室成立，挂靠国家发改委与中央网信办，李一凡任协调组成员，兼任大南部地区试点组副组长。”
这是一条高度技术化的通报，没有提及政治实权，也未放入主流媒体首页，但在体制内部，却已经传达出重要信号：
李一凡，正式进入“特区治理中枢”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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