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日清晨，星城市高新区办公大楼外，一辆挂着“川政调字”编号的中巴车缓缓驶入产业园核心区。
车上坐着的是来自川省的一支“高质量发展制度调研组”。
不过，没有人相信这只是一次普通的调研。调研组领队、川省委政研室副主任徐子凌的言行早已透露出他们的真实意图：
“我们这次来，不是只看项目，更想看看‘机制’。”
“星城市这套制度，如果真的跑通了，未来是不是可以借鉴、嵌入，甚至全国推广？”
陪同的星城市制度协调中心副主任只说了一句：
“机制公开透明，但试点授权归属——属于星城市委。”
这句话看似普通，实则是一道制度防火墙。
……
与此同时，潇湘省委办公厅内，一份文件引发了不小的波澜。
《关于建立“星光机制成果归口统筹小组”的建议方案》
这份由省委政策研究室牵头起草、组织部备案、财政厅附议的方案，拟设立一个“省级机制协调平台”，名义上是“促进机制成果共享”，实质上却被外界解读为——
“机制国有化”的第一步。
文件中并未写明李一凡的名字，却处处点到“星城市委主导机制”、“地方授权运行样本”、“制度适配区块”等关键词。
赵建国看到这一提案后，没有立即表态，而是将文件默默压在了案底。
他的秘书问：“书记，推不推？”
赵建国只是摇头：
“不推是放权，推了是收权。现在这个时候，哪一步都可能出事。”
他望向窗外：“先看星城市怎么应对。”
……
此时的李一凡，已经预料到了这一切。
在市委制度研究室内，他召集了机制核心架构组会议，提出一个全新的策略模型：
“星光制度缓冲区模型”——以星城市为核心，通过机制输出辐射带设定制度安全边界，防止外省不对称移植导致的机制畸变。
这个模型的核心有三点：
1. 分级开放：不同地市或省份对机制开放权限分为三档，最外圈仅可观摩模型，不得获取代码级执行逻辑；
2. 授权追溯：凡调用机制核心模块的单位，必须逐级上报备案，接受市级机制评估反馈；
3. 动态脱钩：一旦发现机制应用过程中政治风险过高或执行走样，星城市有权单方面终止机制支持。
“这不是封锁，”李一凡语气平静，“而是对机制本身负责。”
“制度不是武器，不是谁想用就能用。”
“它必须有伦理，有边界，有兜底。”
方卓赞同地点头：“像芯片制造一样——我们出口的不是产品，是生态。”
……
与此同时，云省、粤省也分别派出调研组抵达潇湘。
李一凡得知此事后，指示外联组明确反馈：
“欢迎观摩，欢迎讨论，但机制样本不得复制。”
“如果贵省有意发展本地化制度试点，建议参照‘星光2030框架’，由本地政府报备后重构本地机制，不可照搬。”
这是他第一次，以制度设计者的身份，向全国释放信号：
“星城市机制，不是‘拿来主义’的商品。”
“这是试验田，不是量产车间。”
……
而风暴真正的焦点，并不在这些来访者身上。
而是——省委内部某些人，正试图借“机制推广”之名，推动一次**“制度话语权的重构”。**
省政协一位副主席在一场政策研讨会上发言：
“星城市的制度值得借鉴，但我们不能放任制度在地方自行演化，否则将出现‘地方治理逻辑超越省级统筹’的问题。”
“建议省委尽快成立机制标准委员会，由省委主要领导亲自挂帅。”
这番话，很快被《潇湘日报》以“专家建议”为名做了整理刊发，虽然没有上头版，但其用词极具方向性。
李一凡看到报道后，没有说一句话，只让宣传部长王志明打出一套“机制宣传矩阵收口方案”，立即执行。
与此同时，他亲自致电潇湘省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冷静却坚决地说：
“机制可以争议，但不能被政治化引导。”
“我们欢迎试验田被看见，但不接受被当作‘权力试验场’。”
……
夜色之中，星城市制度协调中心灯火通明。
在一间挂着“制度防火墙任务组”的会议室内，技术人员正在测试机制传输链路中断协议。
这是一项“制度出口自毁机制”——一旦检测到授权单位出现政治干预信号，机制数据包将立即回收并锁定代码执行权限。
“你真的准备好了？”技术人员问。
李一凡点头：“我们不是怕被复制。”
“是怕——我们还没长大，就被拉去用来讨好别人的权力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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