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江南东西道、淮南道、山南东道、岭南道乃至荆南、吴越旧地的数千名士子，怀揣着“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梦想，汇聚于此。
他们之中，有皓首穷经、屡试不第的老儒，有家学渊源、风度翩翩的世家子弟，有寒窗苦读、衣着简朴的平民学子。
更有不少眉宇间带着不同于传统书卷气的、精于计算或熟悉律令的务实之才。
贡院那朱漆的大门、高耸的围墙、森严的守卫，在秋日阳光下显得格外肃穆，也格外令人心潮澎湃。
按照大唐旧制及南唐沿袭，科举主要分进士、明经、明法、明算、明书等科。
其中，进士科地位最尊，考试以经义、策论、诗赋为主，最受重视，一旦高中，便被视为“清流华选”，前程远大，是改变个人乃至家族阶级的最重要途径。
明经科则侧重对儒家经典的记诵与粗浅理解，地位次于进士，但也是入仕正途。
至于明法（法律）、明算（数学）、明书（书法）等科，虽也为国家选拔了专业吏员，但在传统观念中，被视为“杂科”、“小术”。
出身者多任技术性官职，升迁前景与社会声望远不能与进士科相比。
然而，自李从嘉执掌权柄以来，尤其是平定南方、定都潭州后，推行了一系列新政。
在科举取士上，他并未激进地彻底废除旧制，那会引起学林剧烈反弹。
而是采取了“增量改革”与“价值重估”相结合的策略。
一方面，他大幅提升了明算科的地位与吸引力。
增加明算科录取名额，提高中选者的授官起点与品阶，明确其可在户部、工部、转运司、乃至新设的格物院、审计司等实权部门任职，并建立了与进士科类似的考绩升迁通道。
同时，改革明算科考试内容，不仅考传统《算术》等，更增加了实际应用题目，如田亩测量、粮仓容积、工程计算、甚至简单的利息与合股问题，使其更贴近治理需求。
另一方面，在最重要的进士科考试中，他也悄然增加了策论的分量与变革导向。
策论题目不再局限于抽象的仁义道德或历史评价，而是更多地涉及现实政务，如漕运改良、钱法利弊、边防御戎、乃至鼓励士子就“格物致用”与“国计民生”的关系发表见解。
虽未明言，但导向已十分清晰。
朝廷需要的不再仅仅是熟读诗书、善于辞章的文人，更需要通晓实务、能解决实际问题的干才。
因此，此番科举，不仅是南方统一后人才的一次大检阅，更是李从嘉新政在选官用人领域的一次重要实践与风向标。
明算科考场外，排队等候查验身份、搜检入场的士子人数之多。
为历来罕见，其中不乏衣着光鲜的世家子，更有许多眼神精明、自带算筹或简易算盘的考生，引得围观人群啧啧称奇。
进士科考场外自然依旧是最拥挤、最受瞩目的，但细心人能发现，许多等待入场的进士科举子，除了携带笔墨纸砚与必备经典外，不少书生伴读的书童怀中或行囊里。
也多了一两本算学入门或近期热议的“格物杂谈”抄本，显然是有备而来。
贡院之内，号舍连绵，鸦雀无声，唯有纸笔摩擦的沙沙声与偶尔的咳嗽声。
空气中弥漫着墨香与紧张的气息。
考题发下，有人看到进士科策论中果然出现了“问漕渠水力与转运效率之关系”、“论钱法稳便与防奸之策”等题目，不禁精神一振或眉头一锁。
明算科考场上，考生们则全神贯注，对着“计算陂塘蓄水量以定灌溉日程”、“核算矿山投入产出以审贪弊”等前所未见的应用题，噼里啪啦地摆弄着算筹，或凝神疾书。
考场之外，潭州城依然沉浸在“格物三问”与皇帝微服传闻的余波里，更因这场规模空前的科举大比而沸腾。
无数的期望、野心、才学、以及对新时代的憧憬，都在这秋日的贡院之中，化作笔下千言，等待着最终的评判与命运的转折。
这一日，不仅是士子个人的跃龙门之机，更是这个新生帝国，试图以新的标准选拔人才、塑造未来官僚体系、进而巩固其革新道路的关键一步。
盛况空前的背后，是新旧观念的激烈碰撞与悄然融合，是帝国航船在人才选拔这个至关重要船舵上的，一次谨慎而坚定的偏转。
同一日，秋日的暖阳。
仿佛将一整年的丰饶与宁静都倾泻在了潭州皇宫的御花园中。
金辉透过渐渐染上红黄的枝叶缝隙，洒在精心修剪的草坪、蜿蜒的卵石小径以及那几株果实累累的石榴与柿树上，光影斑驳，暖意融融。
花园一隅，铺着厚实锦毯的敞轩下，李从嘉难得地褪去了常朝的赭黄袍服，只着一身月白色的家常便袍，随意倚在一张铺着软垫的紫檀木躺椅上，手中握着一卷书。
却并未落在字里行间，而是带着几分慵懒与温和，追随着不远处草坪上嬉戏的孩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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