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一行字曼纳海姆读完之后仍没有从纸上移开目光。
办公室里的落地钟连敲了好几下，室内安静无比，窗外又是两响间隔极短的试射炮声，凉茶杯里的水面泛起细密的涟漪。
他缓缓摘下老花镜放在台灯座旁，用手指轻轻按着电报的纸边，沉默良久。
瓦列里。
这个名字在芬兰军队参谋部的档案柜里专门占据了一整个大抽屉。
从巴格拉季昂行动以来，参谋部情报科把所有能收集到的关于这个人的资料都翻译成了芬兰语。
这些情报包括瓦列里他的指挥风格，他在白俄罗斯第一方面军时期的兵力调配习惯，他对后勤节点的重视程度，他在东线战场中采用的各种突破战术，都有各种收集分析。
而芬兰军事情报部门对每一个苏联高级将领都有一个评估等级，而瓦列里的评估栏里用红铅笔写着四个字。
不可正面对攻。
曼纳海姆把电报放在桌上，将铅笔从伤亡统计表上重新拿起来，没有在电报上批任何字。
他拿起桌上那部黑色电话，拨通了属于前线司令部的内线号码 电话那头响了两声就被接起来了。
“我是曼纳海姆。”他对着话筒开口:“让西拉斯沃将军，海因里希斯将军和奥伊诺宁上校一小时后到我办公室，另外，把关于维堡防区的全部火力配备统计表和弹药库存清单提前送过来。”
他放下电话，重新戴上老花镜，开始翻看今天上午参谋部刚刚送来的那份关于二月停火期结束以后苏军调动迹象的汇总报告，翻开第一页，他的脸色就比刚才又沉了几分。
维堡的陷落，是在1944年2月的事。
曼纳海姆不用翻报告就能回想起那个过程。
事实上，这三个月以来，他几乎每天都会在脑子里复盘一遍。
那时候德军刚刚在巴格拉季昂行动中被苏军打得全线溃败，芬兰军队还在维堡以东的防线上苦苦支撑，以为列宁格勒方面军补充物资，整补部队至少需要两个月。
芬兰总参谋部的所有推演都指向同一个结论，苏军无论如何不可能在三月渡河。
然后苏军炮群在二月十四日凌晨开火了。
整整两千门火炮在一个小时内朝维堡正面防线倾泻了将近十万发炮弹。
芬兰军队在卡累利阿地峡的观察哨描述当时的情景时，把火光和浓烟称作“地平线上升起了第二颗太阳”。
炮火延伸之后，列宁格勒方面军第六集团军的先头坦克旅在冰冻的沼泽地上撕开了缺口，步兵集群紧随其后，三十六小时内负责支援的一部分波罗的海方面军的左翼部队就从侧后方向汇合上来。
维堡守军在失去炮兵掩护 通讯中断超过十四小时之后被迫向西突围，等增援部队赶到时，维堡已经是一堆还在冒烟的碎砖。
但曼纳海姆当时还留了一招后手。
他在维堡西南通向赫尔辛基的最后一道天然屏障。
武奥克西河两岸的丘陵带上提前构筑了临时防线，命令第二，第三，第四边防师不惜一切代价守住那几座高地上的观测点和交通枢纽，就是这道临时防线，挡在苏军和芬兰腹地之间。
然后苏军停止了进攻。
从二月到五月，双方都在抓紧每一分钟巩固自己的阵地，把战壕挖得更深，把弹药运得更满，而今天，那封还算热乎的电报告诉他，苏军那边已经不只是准备进攻了，他们连进攻之前最重要的“仪式”都已经完成了。
下午，赫尔辛基。
芬兰正府的临时办公地点设在一栋被伪装网遮住屋顶的老建筑内，从外面看毫不起眼。
走廊里飘着香烟的烟雾，几个穿着军服和便装的官员低声交谈着，表情都不太好看。
会议室的门紧闭着，门外的警卫每隔几分钟就把一份新送到的电报从门缝递进去。
长条会议桌上铺着一张卡累利阿地峡的军用地图，地图上标注着苏军两个方面军的兵力部署和芬军的防线位置。
烟灰缸里已经塞满了烟蒂，茶杯里的咖啡凉了又续，续了又凉。
芬兰总统里斯托·吕蒂坐在会议桌的主位上，手里夹着一支刚点燃的香烟，狠狠地吸了一口然后吐出来了，他面前放着一份曼纳海姆几分钟前让人分发下去的电报副本，电报上那几行字已经被他反复读了好几遍。
曼纳海姆坐在吕蒂的右手边，沉默地抽着自己的雪茄。
烟雾从他嘴角缓缓溢出的样子平静如常，但他面前那份地图上圈着红圈的武奥克西河东岸阵地，已经被他的目光反复扫过好几次。
会议室里坐着十几个人。
芬兰陆军目前的副司令西拉斯沃将军穿着标准军便服，坐在曼纳海姆斜对面，正用手指在地图上标出苏军最新调动的位置。
国防部长瓦尔登坐在吕蒂左手边，面前摊着一本翻开的记事簿，簿面空白，一个字都还没写。
外交部长拉姆塞戴着金边眼镜，双臂交叉靠在椅背上，眼睛盯着天花板上的吊灯出神，似乎在想什么遥远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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