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丝开始变得细密，落在菜园的泥土上，发出几乎听不见的窸窣声，打湿了木质十字架粗糙的表面，也让那张小小的黑白照片显得更加模糊。
保卢斯和不知何时走到他身边的古德里安并没有立即离开，他们继续默哀者。
古德里安从口袋里掏出一块灰色的手帕，那是战俘营发的，布料粗糙，但他一直保留着，把这份手帕当做回忆。
他慢慢将手帕递给了保卢斯。
保卢斯这才意识到自己脸颊上的湿润不仅是雨水，还有泪水，他接过手帕，没有擦拭，只是紧紧攥在手里。
“我记得很清楚。”古德里安打破了沉默，声音在淅淅沥沥的雨声中显得格外清晰:“1942年10月27日那天晚上，我从前线没听到第六集团军突围出来的消息，我就知道一切都结束了。
“但让我没想到的是，来接受投降的会是他。”
保卢斯点了点头，目光依旧停留在墓碑上，语气夹杂着怀念与悲伤:“是我要求他来的，他真的亲自来的，来到我面前时只带了几个参谋和卫兵。”
“我记得那天风很大，瓦列里也看起来很从容，那一刻，我就知道，我面对的不仅仅是胜利者，而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人。”
他的思绪飘回了那个改变了一切的下午和夜晚。
1942年10月27日，傍晚，斯大林格勒郊外，原第六集团军指挥部附近的战俘区帐篷内。
他们就着晚餐时间谈了很久。
起初是瓦列里例行公事般的询问。
部队番号，残余兵力，指挥系统状况，但渐渐地，话题转向了别的方向。
“你认为战后德国应该是什么样的？”瓦列里双手捧着茶缸取暖出声问道，他的声音很温柔，也很平静，那双眼睛在煤油灯的光线下显得异常深邃。
保卢斯闻言愣住了。
战败者通常不会在这种时候被问及如此未来的问题。
“我……我不确定我是否有资格谈论这个。”保卢斯迅速组织好语言谨慎的回答。
“每个人都有资格思考未来。”瓦列里捧着茶缸回答道，语气依然平静:“战争总会结束，无论以何种方式，然后人们需要重建自己的生活。
“元帅阁下，德国人民也是人民，他们需要面包，工作，尊严，以及一条不再被引向灾难的道路。”
那天晚上，他们聊了太多。
瓦列里说起他读过歌德和海涅，说他很喜欢《浮士德》中关于人类追求与挣扎的描绘，但也直言那种纯粹精神的追求在战争的残酷面前显得如此遥远。
他问保卢斯对康德‘永久和平论’的看法，问他对德国工业重建的设想，甚至还问起巴伐利亚的啤酒的事和黑森林的风景以及我的奋斗好不好看。
“等战争结束了。”瓦列里在谈话接近尾声时说，那时已是深夜，煤油灯的火苗跳动了一下:“如果可能，我想去看看柏林，不是作为胜利者去炫耀，只是作为一个好奇的人。”
“我想听听真正的柏林爱乐乐团的演奏，想去博物馆岛看看那些藏品是否安好，想去菩提树下大街走一走。”
他顿了顿，看向保卢斯：“也许到时候，元帅阁下，你可以当我的向导呢。”
“如果我们都还活着。”
保卢斯记得自己当时的震惊。
这种话从一位刚刚击溃了他整个集团军的年轻将军口中说出，真的有一超现实的感觉，瓦列里到底在干什么？他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吗？这不是在交朋友吧？
但瓦列里的眼神里没有任何嘲讽或施舍的意味，只有一种近乎天真的认真，他真的是认真的。
“那将是我的荣幸，将军同志。”保卢斯那天听见自己是这样回答，语气是他自己都没想到的尊重与认真。
“叫我瓦列里就好。”年轻的将军微笑道，那笑容很淡，却第一次让他疲惫的面容再度柔和了些，“在这种时候，军衔已经不那么重要了。”
自从那以后，每当瓦列里从前线返回莫斯科述职，只要时间允许，他总会来这处被称为疗养院的地方看望保卢斯，伴随着时间流逝和关系逐渐加深，他们的谈话范围也越来越广。
保卢斯记得瓦列里说过他小时候在乡下祖母家度过夏天，喜欢在河边钓鱼，虽然总是没什么耐心，钓不了多久就开始看书。
他说他喜欢俄罗斯的民间音乐，特别是巴扬琴的声音，觉得那声音里有种土地的灵魂在歌唱是的。
有一次，保卢斯提到德国作曲家瓦格纳，瓦列里很坦率地说自己欣赏音乐中的宏大叙事。
“音乐就应该是让人感受美和力量。”瓦列里当时这样说，保卢斯对其印象极其深刻。
还有一次，他们聊到体育。
保卢斯惊讶地发现瓦列里对足球很了解，甚至能说出1936年奥运会几场关键比赛的细节。
“运动是和平时期的战争。”瓦列里曾半开玩笑地对他说:“有规则，有胜负，但不会真的死人，这样的竞争才是健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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