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大底蕴深厚，即便解放后不少专业都被调整到其他院校，但留下的规模也是其他院校望尘莫及的。
底蕴不仅仅表现在学术方面，还有文化建设，在1923年前后，清大就有自己的校歌。
1923年还是民国时期，那时清大吃饭靠抢，因此有好事者将校歌重新填词：
铲子锵锵，铃儿铛铛，全体学生，来到食堂。
鸡鸭鱼肉，烩炒一盘，大家举箸，杯盘以光。
嗷嗷饭桶来远方，嗷嗷饭桶来远方，饭菜未剩口尚张，因为要饱必须抢。
你抢，我抢，因为要饱必须抢。
可能有人认为民国不可能出现这种情况，但事实胜于雄辩。
梁实秋先生在清大吃了八年食堂，从“中等科”食堂吃到“高等科”食堂，在这期间他与室友打赌进行一个比赛，创下过一顿饭吃十二个馒头和三大碗炸酱面的记录。
那时的清大食堂伙食不好，很多老师对此也颇有微词。
物理学教授叶企孙1925年来到清华后，一直住在原为外国教授住宅的清华北园7号，一个工友负责照顾他的生活。
这位工友会做饭，好几个单身或家不在BJ的教授都在那里吃饭，这地方遂被称为“北园7号饭团”。
这个团体中还有金岳霖、叶公超等学界名流。
除此之外，有家有口的也不乐意吃食堂。
赵元任妻子杨步伟和几位教授的太太经商议，于1927年3月14日聘请“五芳斋”的厨师，在清华园大门前右方、南院对面的小河边开起一家饭馆，河上有小桥，故命名为“小桥食社”。
但因为杨步伟太过热情好客，食社成本比收入还高，几个月之后就关张了。
随着国家补贴投入的增加，清大食堂的伙食有了很大改善，直至千禧年左右，已经成为周围高校的翘楚，不仅味道好，而且物美价廉。
大概因为清大是理工科院校的原因，食堂的命名很理工，每个都有自己的编号，从一食堂、二食堂一直排到十五食堂。
理工院校的食堂大抵如此，当然，还有按照方位命名的，比如东食堂、西食堂等。
与此同时，大多数文科院校的食堂则文青了很多，像什么家园食堂、学苑餐厅、桃李园、丁香园、兰惠餐厅等等。
每个高校的学生都对本校的食堂了如指掌，比如哪个食堂的面好吃，哪个食堂的茄子好吃，哪个食堂的豆腐脑好喝，更重要的是哪个食堂就餐的女生多，然后绕远路过去，贼眉鼠眼的过过眼瘾……
眼下的清大也有好几个餐厅，杜晏清领着大家伙去的是教职工餐厅。
所谓教职工餐厅并不是仅供教职工就餐，也对学生开放，只是价格上要略微比普通餐厅贵一点点。
路过餐厅大厅时，唐植桐留意观察了一下，桌椅摆放的整齐，但跟邮电学院一样，没有板凳，大家都站着吃饭。
（图为80年代的清大食堂）
这种风格会一直持续到八九十年代，哪怕以后就餐条件好了以后，不少高校依旧有同学站着吃饭，就为了节省几分钟时间用在学习上。
所以说，人家成功不是没有道理的。
杜晏清带着众人一直来到大包间，也不知道她是怎么办下来的，没有人瞎打听。
“咱人虽然多，但条件有限，只有四菜一汤，大家凑合一顿吧。”杜晏清待诸人入座后，说道。
“有啥吃啥，千万别破费。这是我们俩的粮票和菜金，你先拿着。”小王同学以身作则，先将两斤本地粗粮票和一块钱塞到杜晏清手里。
“太多了、太多了，一张就够。”杜晏清只打算留一斤粮票，将剩下的都塞回来。
“别让了，我饭量大，这些还不一定够呢，一会多退少补吧。”唐植桐挎包里还有没吃完的松子，这会正好拿出来给大家消磨时间。
“就是就是，多退少补。”有小王同学带头，其他同学纷纷将粮票和钱塞给杜晏清，一时间纷纷攘攘、你来我往，好不热闹。
虽然都是发小，但也都老大不小了，落座的时候大家默契的选择挨着同性，唐植桐挨着小王同学，另一面空了一个坐。
唐植桐和小王同学先将松子分发了一下。
眼下除了罐头，估计也没别的预制菜，所以菜上的有些慢。
等菜的空档里，这帮人，尤其是男生开始高谈阔论、挥斥方遒。
由于前面有“八九点钟的太阳”的鼓励，后面有国家需要人才的优厚待遇，再加上受报纸舆论的影响，所以现在的大学生、青年都挺敢说话。
元旦以来，二流报纸上很热闹。
各行各业朝气蓬勃，全面向好，就连四九城的蜂窝煤都专门占了半个版面。
蜂窝煤确实省煤，但它对屋子里保暖作用不大。
作为人均收入卡在平均线上的唐家而言，还是喜欢用老式炉子，大冬天的，取暖总不能靠抖，或者一身正气吧？
唐植桐用来盛松子的报纸是从单位带回的二流报纸，1月3日那份，上面用了好几个版面刊登了这次中、印冲突的新闻，并刊印了中、印两国首脑的来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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