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景帝的离世和刘彻的即位，标志着汉朝政治格局的一次重大转变。这一时期，汉朝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都面临着新的挑战与机遇。在接下来的岁月里，刘彻将如何在窦漪房的影响下，开辟属于自己的辉煌篇章，成为了众人关注的焦点。
汉武帝建元元年，即公元前 140 年，新帝刘彻，即位不久，雄心勃勃的他，怀着满腔的热忱与壮志，欲推行一系列崭新的政策，史称“建元新政”。
彼时的汉武帝，年轻气盛，目光远大，他敏锐地察觉到国家，在某些方面存在的问题，渴望通过革新，来实现国家的繁荣昌盛。新政涵盖了政治、经济、军事等多个领域，旨在加强中央集权，推动国家的发展与进步。
然而，由于这一系列的动作幅度过大，力度过强，不可避免地触动了权贵们的既得利益。这些权贵们，长期以来在旧有的体制下，享受着特权和财富，新政的推行，无疑让他们感到了威胁。于是，他们心怀不满，绞尽脑汁地想要阻止新政的实施。
那些诋毁魏其侯窦婴等人的言语，如同纷纷扬扬的雪花，每天不间断地传到窦太皇太后的耳中。这些言语或是夸大其词，或是恶意中伤，窦太后在日复一日的听闻中，对窦婴等人的看法，逐渐发生了改变。
窦太皇太后向来喜欢黄老学说，主张无为而治，追求一种相对温和、稳定的统治方式。而新政的推崇者们，所倡导的理念，强调积极进取、变革创新，与窦太后所秉持的黄老之学，大相径庭。这种理念上的巨大差异，使得窦太皇太后心生不悦。
窦太皇太后所代表的是一种传统的统治观念，而汉武帝及其新政支持者们，则代表着新兴的、积极变革的力量。
这两种力量的碰撞与冲突，不仅反映了当时统治阶层内部的分歧，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汉朝未来的发展走向。
窦太皇太后对黄老之学极为尊崇，但其尊崇的出发点，却并非为了将其运用于治国安邦、造福百姓，而是为了实现个人私欲，将其作为保护自身权力的手段。
在宫廷的波谲云诡之中，窦太皇太后紧紧抓住黄老之学，这一救命稻草，试图借其为自己的权力，筑起一道坚固的堡垒。
她深谙权力斗争的残酷，明白只有牢牢掌控权力，才能在这复杂的宫廷环境中立足。于是，她曲解黄老之学的本意，将《老子》这部经典着作，当作保卫自己权力的工具，使其成为满足个人权力欲望的遮羞布。
与此同时，窦太后对儒学，采取了严厉排斥的态度。儒学所倡导的仁爱、礼义等观念，在她眼中仿佛是对其权力的潜在威胁。她害怕儒学的传播，会削弱自己依靠黄老之学所构建的权力体系，担心那些推崇儒学的有识之士，会对她的地位发起挑战。
窦太皇太后的这种做法，在一定时期内确实巩固了她的权力地位，但从长远来看，却阻碍了思想的进步和社会的发展。她对黄老之学的狭隘运用，以及对儒学的盲目排斥，使得当时的学术氛围变得压抑，文化交流受到限制。
在汉景帝时期，窦漪房对黄帝、老子的学说极为推崇，喜爱之情溢于言表。她凭借自身在宫廷中的尊崇地位，坚决要求汉景帝，以及诸窦子弟务必研读黄帝、老子之书，并且严格遵循其中，所阐述的道理。
汉景帝在位之时，有一位专注于研究《诗》的博士，名曰辕固，亦被称作辕固生。某一日，窦太后将辕固召至跟前，询问他对于《老子》的见解。
辕固直言不讳地说道：“这不过是平常的言论罢了。”要知道，在那个等级森严，注重礼仪的宫廷之中，这样直率的言论，无疑是极为大胆的。
窦太后闻此，怒不可遏，大声斥责道：“它怎么能比得上，管制犯人似的儒家诗书呢！”窦太后的愤怒，犹如狂风骤雨，她被辕固的言语，深深激怒，在气愤之余，竟下令让辕固进入兽圈，刺杀野猪，以此来惩罚他的“无礼”。
汉景帝深知此事，心中虽碍于太后，正在盛怒之中，但也明白辕固，本无过错。于是，汉景帝果断地赐给辕固，一把锋利的兵器，希望能助他一臂之力。
辕固进入兽圈后，毫无畏惧，只见他看准时机，奋力一刺，野猪瞬间毙命。这一幕让在场众人都大为震惊，而窦太后目睹此景，虽心有不甘，却也无话可说，毕竟辕固成功完成了她所下达的任务，实在没有理由再治他的罪，只得无奈作罢。
终汉景帝一朝，由于窦太后对黄老之学的偏爱，以及对儒家学说的偏见，诸位儒家博士皆处于在官待问的尴尬境地，空有满腹才华，却没有施展的机会，也未能得到应有的重用。
这反映了，当时不同学术流派之间的激烈竞争与碰撞。在那个时代，黄老之学占据主流，而儒家学说，尚在艰难发展，窦漪房的态度，无疑对儒家的发展产生了一定的阻碍。从历史发展的进程来看，这一时期的学术纷争，也为后来汉武帝时期“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局面埋下了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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