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时行知道天子的想法是好的。
也知道，此时的大明朝是能够做成的。
但作为执掌内阁的老臣，他看到的不仅是蓝图，更是推行过程中可能遇到的惊涛骇浪……
钱粮！
这是绕不过去的坎。
免除束修，改由地方赋税或学田租赋支付教书先生的俸禄，这相当于在地方财政本已紧绷的弦上再添重负。
南直隶、浙江这些财赋重地或许尚可支撑，但北直隶、山西、陕西、河南等北方诸省，尤其是一些贫瘠州县，本就仰赖朝廷协济，哪有余力承担这笔新增的、看似“非紧急”的开支？
强行摊派下去，地方官吏为凑钱粮，难免会巧立名目，最终负担还是转嫁到百姓头上，岂不是与陛下爱民恤民的本意南辕北辙……
而第二个担忧，就是乱，新政推行，涉及钱粮划拨、房舍征用、师儒招募考核、学生管理、地方官吏考成……千头万绪，稍有不慎，极易引发地方上的混乱和怨言。
尤其是这“纳入地方官吏考成”一条，本是良策，但若操之过急，标准不明，反而可能逼迫地方官为求政绩而弄虚作假，或者为了达标而强行摊派学生名额，扰民更甚。
不能让老百姓未蒙其利，先受其害……
思虑及此，申时行心中已有了计较。
他深深一揖，语气恭谨而恳切：“陛下圣心仁德，高瞻远瞩，欲广布教化，开启民智，实乃社稷之福，万民之幸！老臣闻之，不胜感佩！陛下所谕四策，切中肯綮，老臣等定当竭力奉行，不敢有丝毫懈怠！”
朱翊钧闻言点了点头……不过片刻后，申时行话锋一转：“然则，陛下明鉴，此新政立意虽宏，然牵涉甚广，尤以钱粮筹措与地方推行之稳慎为要。我大明疆域辽阔，南北东西，风土民情、财力物力悬殊甚大。若骤然颁行天下，一体推行，臣恐……”
“臣愚见，莫若效仿古之良法，先行‘试点’之策。择取一二民风淳朴、财力尚可、且地方官员得力之省份或府州，先行试办……”
“一来，可积攒经验，完善章程，摸索钱粮如何切实保障、师儒如何有效招募管理、教学如何切合实用……”
“二来，亦可观其成效，察其利弊，若有窒碍之处，可及时调整，不至动摇全局……”
“三来，以成功之范例示于天下，使观望者信服，使疑虑者释然，日后推行全国，阻力自然大减。”
他抬起头，目光恳切地望向朱翊钧，提出了具体的地点：“臣观浙江、南直隶两地，文风素盛，民间殷实，府州县官员亦多干练通达之士。且两地水陆通衢，信息传递迅捷……”
“若陛下允准，可令此两省率先奉行新政，设立官立蒙学。待其运行三五年，成效卓着，经验成熟，再将此良法推及湖广、江西、福建等南方诸省，最后再及于北地……”
“如此步步为营，稳扎稳打，则新政可期成功，社稷可享其利，而朝廷亦无仓促推行之虞。此乃老臣见解……陛下圣裁……”
申时行的建议可谓老成持重，考虑周全。
先易后难，先在富裕、文教基础好的南方试点，成功后再推广，这是最稳妥、风险最小的路径。
他特意强调了“三五年”的观察期，也是给这个官立蒙学留足了调整和缓冲的时间。
然而，朱翊钧听完，眉头却微微蹙起。
他理解申时行的顾虑，也承认其建议的合理性。
可却还是觉得有些不对劲，他沉默片刻，思考了一会儿，终于想起来，哪里不对劲了。
“阁老老成谋国，所虑深远。试点之策，朕亦深以为然。新法初行，确需谨慎，积累经验，完善章程，此乃正理。”
申时行心中一松，以为皇帝采纳了他的建议。
但朱翊钧接下来的话，却让他心头一紧：“然则，阁老所荐浙江、南直隶为试点，朕以为，不妥！”
“浙江、南直隶，文教昌明，富庶甲于天下，民间殷实者众，纵无此官学，普通百姓读书识字都无难处。”
“朝廷新政，首要惠及的，正是那些无力负担束修、最易失学的寒门稚子……”
“而这些孩子，多在何处？”
“在朕的京畿脚下！在北地这些尚不富庶，甚至颇为清苦的州县乡野，北直隶、山东、河南、山西，陕西……”
“若只在江南富庶之地试点，纵有成效，又如何能证明此策在贫瘠之地、在真正需要它的地方也能行得通……”
“又如何能检验出钱粮筹措在艰难之处的真实困境……”
“在江南成功，不等于在北地也能成功，若避重就轻，只在容易处开花结果，遇到难处之后，花就败了，也结不出果子，那这个试点有何意义呢？”
“要试，就要在最难处试！要在最易出乱子的地方试！”
“唯有如此，才能试出真问题，才能找到切实可行的解决之道……”
“朕觉得‘复振社学、广启童蒙’的试点，首期就选在北直隶、山东、河南、山西四省！尤其是顺天府周边州县，天子脚下，正该率先垂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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