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明对于写作中“文气”方面的内容充满了浓厚的兴趣和求知欲，他决定深入研究这一领域。
首先，他将目光投向了内在之“气”。通过不断地学习和探索，五明逐渐领悟到，一篇优秀的文章就如同一个生命体一般，其中蕴含着一股内在的“气”。这股“气”在文章中流转运行，赋予了文字以生命力和感染力。
五明发现，这种内在之“气”与人体的“气脉”有着相似之处。人体的“气脉”从头顶的泥丸穴一直延伸到脚底的涌泉穴，周流旋转，融会贯通于全身的四肢百骸。同样地，文章中的“内气”也在字里行间流转，将作者的思想和情感传递给读者。
经过一番思考，五明意识到，所谓的“内气”实际上就是作者的“思路”——即思想前进的轨迹——在文章表述上的一种体现。正如朱自清先生所说，他在多年批改学生作文时，发现学生们最大的问题就是思路不清晰。这也说明了“思路”对于写作的重要性。
五明明白，要想写出有“文气”的好文章，就必须先理顺自己的思路，让思想在文章中流畅地运行，就像人体内的“气脉”一样自然而顺畅。只有这样，才能使文章充满生气和活力，吸引读者的注意力并引发他们的共鸣。”用“脉”的概念来描述“思路”是再合适不过的了。就如同人体的脉络一样，思路也有着清晰的路径和走向。叶圣陶先生曾经说过：“思想是有一条路的，一句一句、一段一段，都是有路的，好文章的作者是决不会乱走的。”他还强调：“作者思有路，遵路识斯真。”这充分说明了思路的重要性。
实际上，文章从开头到结尾的整个“写作”过程，就是作者“思路”从始至终的“显现”过程。在构思阶段，作者需要“贯通”思路，使其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而在行文过程中，则要通过文字将思路“展现”出来。可以说，所有的文字表述都仅仅是思路的一种“物化”形式罢了。
“思路”本身要求具备一定的“顺序”，要保持“连贯”，善于“区分”不同的内容，并且要做到“周密”。简单来说，就是要求思路具有“逻辑性”。这种“内在逻辑”在整篇文章中的自然呈现，便是古人所说的那种难以言喻的“文气”！
论说性文章对思路的“内在逻辑”要求极高。就拿墨子的《非攻》这篇文章来说吧，它的议论文字写得深入浅出、通俗易懂，且文风朴素实在，但其“思路”却异常周严。
文章首先从我们日常生活中的“小事”谈起，比如有人跑到别人家的园子里偷桃窃李。大家都知道这种行为是不对的，一旦被当政者抓住，还要受到惩罚。那么，为什么会这样呢？原因很简单，因为这个偷窃者“损人”却“自利”。这个结论其实是一个常识性的认知，你一旦接受了它（实际上你是无法不接受的），那么接下来的事情就顺理成章了。
既然偷桃窃李是不对的，那么偷人家的猪狗鸡，窃人家的马羊牛，乃至杀人越货、剥人衣服、夺人剑戈，这些行为又何尝不是“损人”呢？而且，这种“损人”的程度会随着行为的恶劣程度而不断加深，从“损人”到“不仁”，再到“罪行”越来越大。杀一个人是一重不义，杀十个人就是十重不义，杀一百个人更是百重不义。
通过这样层层递进的论述，墨子成功地将“非攻”的观点阐述得清晰明了，让读者能够深刻理解并接受他的思想。那么，现在竟然去“攻国”，攻打别的国家，这意味着要去抢夺更多的财富、资源和领土，同时还要杀害更多无辜的生命。这种行为难道不是最大的“不义”吗？难道不是最大的“错误”吗？作者通过从小处着手，逐步深入，层层推理，步步紧逼，将这个观点阐述得淋漓尽致，让你无法反驳，只能心悦诚服。
这种严密而周详的“内在逻辑”所展现出来的力量，就像是汹涌澎湃的洪流一般，势不可挡，让人无法抗拒。它所蕴含的那种强大的说服力和感染力，正是文章中所流淌的旺盛“文气”！
同样地，鲁迅的《“友邦惊诧”论》也是如此。这篇文章以其严密的逻辑结构和深刻的分析，展现了强大的“文气”。通过对“友邦惊诧”这一现象的剖析，鲁迅揭示了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虚伪和丑恶嘴脸，让读者深刻认识到他们的真实目的和本质。
记叙性文章的思路同样存在着一个“内在逻辑”的问题，这就如同一个精心编织的故事网，每个环节都紧密相连，环环相扣。以陶渊明的《桃花源记》为例，让我们一同来剖析一下这篇经典之作的开头部分。
文章开篇，作者点明了故事发生的时间——晋太元中，以及主人公的身份——武陵人，其职业为捕鱼。寥寥数语，便为整个故事设定了一个特定的时空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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