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人镛是一个心系故乡、热衷于慈善事业的人。他的妻子郭王氏也非常支持他的善举，不仅如此，她还亲自捐赠了两千两银子，用于购置田产，以确保育婴堂有足够的资金来照顾和养育婴儿。由于郭王氏的慷慨解囊和乐善好施，郭氏家族的成员们决定请求朝廷为她建立牌坊，以示表彰。
隆昌知县萧延禧得知此事后，便将郭王氏的善举详细地报告给四川总督丁宝桢。丁宝桢对郭王氏的行为深感钦佩，于是向礼部上奏，请求朝廷给予嘉奖。礼部接到奏折后，又将其转呈内阁，最终呈报给皇帝。
光绪十一年（1885年）二月二十三日，军机大臣奉旨批准了郭王氏建立牌坊的请求，并赐予她“乐善好施”的匾额。这个荣誉不仅是对郭王氏个人的认可，也是对整个郭氏家族的赞誉。从此以后，郭王氏的善名远扬，成为当地人民敬仰的楷模。而这座牌坊也见证了她的善良与慈悲，永远铭刻在了历史的长河之中。
永洪说：“育婴堂是旧时社会中的一种慈善机构，专门收养那些被遗弃或无法得到家庭照顾的婴儿和儿童。这些孩子通常来自贫困家庭，他们的父母因为各种原因无法承担养育责任。”
他继续说道：“在那个时代，许多贫困家庭都面临着经济困难和生存压力，而育婴堂则成为了他们最后的希望。当一个家庭无法养活自己的孩子时，可以选择将其送到育婴堂，由那里的工作人员负责照顾和抚养。”
接着，永洪介绍了育婴堂的运作方式：“一旦孩子进入育婴堂，会有专人负责照顾他们的日常生活，包括提供食物、住所和医疗保健。同时，也会尽力寻找合适的领养家庭，让孩子们能够重新融入社会。如果找不到领养家庭，那么这些孩子可能会在育婴堂度过整个童年，或者被转移到其他福利机构接受进一步的教育和培训。”
最后，永洪强调了育婴堂对社会的重要意义：“虽然现代社会已经建立起更为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但我们不能忘记历史，要珍惜现在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同时，也要关注那些仍然处于困境中的人们，尤其是那些需要帮助的儿童。只有通过大家的共同努力，才能让更多的人享受到平等的机会和尊严。在朝廷的大力倡导之下，育婴堂很快就在全国各地建立起来了。起初，这些育婴堂都是民办性质的，由官府倡导发起，而运作资金则来自于地方民众的捐助。比如，各地的行政长官会带头每月捐资，然后呼吁地方的乡绅和富户也参与捐助。由于这种善举具有极大的社会影响力，民众们纷纷踊跃捐资。只要有人送婴儿过来，育婴堂都会一概接收并予以抚养。孩子们长大后，可以选择自己独立生活，也可以被亲生父母领回去。此外，社会人士也可以领养这些孩子。通常来说，育婴堂的养育方式分为堂养、寄养和自养三种形式。堂养是将婴儿留在育婴堂里抚养；寄养是由育婴堂聘请的专职乳母把孩子带回家里养育，并定期送回检查；自养则是由婴儿的家领取抚养费，然后自行哺乳。寄养和自养，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决幼婴堂的场地及人手方面的问题。
永洪说，郭王氏功德坊与郭玉峦功德坊修建于同一年，仅仅相隔了两个月而已，而且这两座功德坊的坊主是翁媳关系，这是一种慈善事业的接力，也是一种善良精神的延续啊！他不禁感叹道，民间慈善力量总是不绝如缕地展示着中华民族的善良与责任感。一个人富到一定程度，就需要去做一些慈善活动，回报社会。这样不仅不会减少自己的幸福感，反而会让幸福感得到提升，甚至还可能增加财富呢！
五明认为，慈善事业是一种关乎人心和天理的伟大事业，通过人们的努力去迎合上天的心意，总会带来改变。慈善就像一缕温暖的阳光，它照亮了生命的道路，给人们带来希望和力量。善良如同河流一般流淌在每个人的心中，如果将这些善良汇聚在一起，就能形成一条承载着几千年历史的文化长河。这条河流清澈透明，能使人心灵净化；明智聪慧，能让人洞察事理；修养品德，能令人品德高尚。慈善如春风化雨般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们，对于广大民众来说，始终具有无尽的吸引力。
五明观察到在隆昌县的山门坊上，所有的横匾文字都是按从左到右的顺序进行排列的，这让他感到十分疑惑。永洪解释道：“这是一个至今都没有解开的谜。比如正匾‘蜀楚承灵’四个字，就是从左到右排列的（可能有人会说：这四个字可以理解为‘灵承楚蜀’，但这是行不通的，因为‘蜀楚’这两个字是不能易位的，不可能是‘楚蜀’，因为这是一个既定的地域文化概念，中国对地域文化板块的传统分法是：吴越文化、中原文化、蜀楚文化、关东文化，从未有过‘楚蜀文化’的说法）；而此坊左右两边的侧匾分别是‘修政’和‘叙功’，也是从左到右排列，如果按照从右到左的排列形式来解读，就变成了‘政修’和‘功叙’，那显然是读不通的，也无法解读其意义。”在正匾“蜀楚承灵”四字的右边，竟然落着“同治六年仲春重建”八个字！要知道，千百年来，匾额落款都是在左边的啊！这个改变简直是破天荒的！它不仅打破了传统的书写格式，还成为了典型的从左到右排列的见证者。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可是中国有史以来发现的识字横读最早的实体记载呢！谁能想到，一个小小的匾额竟然隐藏着如此重要的历史信息？
这章没有结束，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