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没有怪她们的意思，只是一听到地主这两个字，我的心就像被针扎了一样。”赵家福黯然地说道，这是他今生永远的痛。
一九七九年一月二十九日，中共中央《关于地主、富农分子摘帽问题和地、富子女成份问题的决定》颁布近一年后。
一天上午，赵家福收到侄子的来信，当他拆开信，看到随信寄来的县革委会出具的《摘帽通知书》的时候，他捧着通知书一字一句地看了一遍又一遍，看着通知书上的文字及那鲜红的印章，赵家福终于忍不住嚎啕大哭了起来。
虽然压在心头近三十年的大山终于可以搬开了，但自己从一个踌躇满志的十四岁少年一直背负着这沉重的包袱直到人到中年。
其中的坎坷遭遇、血泪心酸又岂是一张纸就能抹去的，三十年呐，人生能有几个三十年经得起蹉跎，这怎能不让赵家福唏嘘不已。
赵家福去世后，说起家庭出身这个话题，赵平说：“现在想想幸亏我当时机灵，要真是听了老师的错误引导，报了个地主，那我的小学生涯不知该有多悲催，也许我的性格会被改变，说不定我的人生也会因此而改写，现在想想都觉得后怕。家庭出身这个连我们第三代都避之不及的问题，生活在唯成分论那个特殊年代的父亲，他心里承受的压力，所受到的伤害和经历的坎坷有多少，我们是无法想象的，我们所知道的也许只是冰山一角。”
正如钱钟书先生在《围城》里面写过的一段话：流言这东西，比流感蔓延的速度更快，比流星所蕴含的能量更巨大，比流氓更具有恶意，比流产更能让人心力憔悴。
流言都具有那么大的威力，何况赵家福的家庭出身还是活生生地摆在那里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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