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好说，我给的条件虽然吸引人，苏联人也不是傻子，不见兔子他们是不会撒鹰的”张廷言收回视线转头看向赵中锴说道。
赵中凯面色凝重地说道：“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我们不能把宝全部压在苏联人身上。”
抗日军中张廷言最信任的两个人，一个是冯沾海，另一个就是赵中锴，两人都是从南岭在一起跟随他到现在，相比令一位副参谋长郑添河，赵中锴在军事指挥经验上有所欠缺。
张廷言将他负责抗日军征兵和军校建设上，这两项事关抗日军的命脉上。
赵中锴本身也有着不错的军事指挥能力，外出担任一个师长都绰绰有余，张廷言也有意培养赵中锴的大局观，这次谈判他将赵中锴也带着。
“中锴，苏联远东司令官是嘉伦将军，以他的军事素养必然清楚日本只要想向北扩张，就一定会和苏联发生冲突，他们需要抗日军牵制日本”张廷言判断道。
他相信以加伦的远见，大概率会选择与抗日军合作，但决定权不在加伦手中，在莫斯科斯大林手中。
赵中锴对加伦有所耳闻，只隐约记得他曾是南方革命军的顾问，那也是数年以前的旧事了。
库涅兹佐夫乘车返回克山后，坐上火车回到哈尔滨，他立即给莫斯科外交人民委员和远东特别集团军司令去电。
当加伦收到库涅兹佐夫的电报时笑着调侃张廷言：“真是个有趣的小朋友。”
放下手中的电报，加伦靠在椅子上双手交叉叠着垫在后脑勺上，回忆起8年前自己在中国南方的那段经历。
加伦本名瓦西里·康斯坦丁诺维奇·布柳赫尔，是苏联红军中战功赫赫的一名将领，也是荣膺红旗勋章和红星勋章的第一人。
1924年他化名加伦来广东支援中国革命，在他的推动下革命军兴办黄埔军校，又对革命军进行改编，建立党代表制度。
在后来北伐战争中加伦协助北伐军指定作战计划一举打垮吴佩孚、孙传芳，他更是多次亲临一线指挥作战，只可惜后来常凯申发动反革命政变，加伦才不得不化妆成水手离开中国。
回想起中国的这段经历嘉伦感慨万千，他认为中华民族和斯拉夫民族都是历经磨难的民族，这两个民族有着顽强的韧性。
他当初来中国是想帮助中国人民摆脱帝国主义的压迫，只可惜因为种种原因中国革命并未能向苏联革命那样蓬勃发展。
在离开中国的这些年，他担任远东特别集团军司令，哪怕南京政府与苏联关系恶化，他也一直关注着中国国内局势。
29年时，他指挥部队击败企图通过战争收复中东铁路控制权的东北军，东北军给他的感觉是他们的士兵很勇敢，但不少军官尤其是高层他们指挥水平谈不上高明。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东北军的表现令他感到失望，倒是突然冒出的这支抗日军却让他眼前一亮。
加伦复盘过抗日军与关东军的数次战役，他发现抗日军打得很聪明，他们总是能够扬长避短。
面对日军进攻他们并不是死板防守，在正面挡住日军进攻的同时侧面采取以攻代守的战术，这让加伦对抗日军指挥官充满好奇，后来他得知抗日军指挥官竟然是位20多岁的年轻人时，他希望有朝一日与张廷言见上一面。
加伦左手拿起电报仔细琢磨着这笔交易，右手轻轻敲打着桌面，抗日军想要收回中东铁路的主权，交换条件是帮助苏联夺取千岛群岛。
在中东铁路和千岛群岛中加伦毫不犹豫的会选千岛群岛，只是要看抗日军怎么帮助苏联夺回千岛群岛。
眼下抗日军面对日军的进攻自己都自身难保谈何击败日军，加伦甚至怀疑张廷言是不是在给苏联开空头支票，他想空手套白狼。
加伦认为苏联掌握着中东铁路部分路权，并不是好事，反而成为中苏之间的一根刺，时刻刺激着中方的神经。
控制东北的任何一方势力都会想方设法夺回中东铁路的路权，前有东北军，后有抗日军，只是相对于东北军鲁莽的战争行为，抗日军的手段更高明一些。
历史上日本人占领东北全境后，成立伪满洲国，中东铁路如同一根鱼刺般卡在日本人的喉咙里，让日本人颇为不爽，多次蓄意挑起事端，企图逼迫苏联放弃中东铁路路权。
后来苏联不堪烦扰于1935年将中东铁路北段以1亿4000万日元的价格卖给伪满洲国。
抗战胜利后，中东铁路改为中国长春铁路，由中苏共管，直到1952年中国才完全收回中东铁路的路权。
电报传回莫斯科后，外交人民委员会向斯大林汇报，对斯大林而言抗日军一个中国的地方势力竟然对强大的苏联提条件，斯大林压根没有理会。
毕竟苏联的重心在欧洲，亚洲方面能引起苏联重视的只有日本和国民政府，其他势力苏联都没正眼瞧过，更何况是新崛起的正与日军激战的抗日军，说不定哪天就不存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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