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十六年五月二十二日夜里，祖大寿麾下人马针对野猪皮和黄台吉的所谓陵寝采取的行动，很快就惊动了盛京内外的各路人马。
包括身在盛京城内，接受了多尔衮的“临危受命”，担任留守盛京总管大臣的拜尹图。
拜尹图，宗室出身，是野猪皮的侄子，黄台吉的堂兄弟，历任议政大臣，正黄旗满洲固山，正黄旗总管大臣等要职，在天命、天聪、崇德年间屡立战功，在清虏八旗当中威望不低。
也正因此，在二十一日夜里的混乱之中，他才能在“临危受命”的时候，将将稳住了被勒令留守各部人马的军心，并且还能在面对祖泽远、杨珅等人在天亮之前发动的试探性进攻中保住城池不失。
当然了，其能够保住城池不失，并非全是他的“功劳”，其中也有邓常春、孟乔芳、刘良臣等人的“功劳”。
若非孟乔芳、刘良臣他们已经被邓常春说动要继续卧底当内应、放长线钓大鱼的话，昨天夜里他们可能就已经趁着多尔衮率部出城引发的内外混乱之际打开城门，向杨振请降了。
当然，他们最后选择继续蛰伏，也有别的原因，比如孟乔芳亲自负责的大西门，对着的是蓟辽督师府直属兵马的营地，距杨振的大营相对较远。
而孟乔芳已经通过邓常春搭上了杨振这条线，并且也赢得了一些麾下降临的支持，所以不愿意临时改换投降的对象，向他自己并不熟悉的、也从未联系过的洪承畴及其麾下大将投降。
至于刘良臣也是如此。
在祖泽远他们对着小北门发起进攻的时候，作为镶黄旗汉军下属的甲喇章京，刘良臣本人就在城头之上坚守，并且表现抢眼，还得到了当时亲临城上的拜尹图、遏必隆等人的口头褒奖。
尽管当时拜尹图、遏必隆与其诸多螨蒙随从都在城上，可是刘良臣若是下定了决心向祖泽远他们献城，也并非完全没有机会。
只要他暴起发难，抽冷子直接拿下拜尹图、遏必隆二人，小北门的城防必将瞬间陷入大乱，绝对能够给祖泽远他们创造出破城的机会。
而他之所以没有这么做，除了担心马氏兄弟不配合，担心自己失败被杀之外，还有一点，就是他对外面攻城的祖泽远他们不熟悉，事先也并无约定或者联络。
与此相应的是，他却跟孟乔芳、邓常春约定在先。
既然如此，他便只能硬着头皮死命表现，在内外动荡混乱之际，连小北门镇守主将马氏兄弟都有点三心两意的时候，竟然居高临下率部多次打退了城外祖家将的进攻，以至于歪打正着，令拜尹图、锡翰等人对他刮目相看。
甚至于在二十二日中午，当拜尹图得知多尔衮曾派邓常春出城联络过杨振，然后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将邓常春抓捕下狱之后，面对有人告发刘良臣曾经接济过邓常春，他二人可能有所勾结的时候，拜尹图都不为所动。
刚刚稳住盛京城内局势的拜尹图，之所以下令抓捕邓常春，除了此前有关邓常春被放归的种种传闻之外，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就是多尔衮出城之后，邓常春曾经门可罗雀的宅子立刻变得门庭若市起来。
五月二十二日上午，从清晨天刚亮开始，一直到邓常春被捕下狱为止，盛京城内留守的八旗汉军将领，除了孟乔芳、刘良臣等寥寥几人之外，剩余其他将领要么亲至其门，要派人联络。
临危受命的四个汉军“固山”，除了孟乔芳，其他三个无一例外，皆遣人携厚礼登门拜访。
这一点意味着什么，拜尹图心里自然明白。
但是，眼看盛京城大势已去，大厦将倾，这些本就是明军叛徒出身的汉军将领首鼠两端，做两手准备，拜尹图也有心无力，想制止也制止不了。
最后只能是枪打出头鸟，以快刀斩乱麻的手段，将邓常春抓捕下狱了事。
至于其他人，在没有明确无误的证据之前，他既不能轻易下令抓捕，也不能轻易做出其他的处置。
毕竟，马氏兄弟、金氏兄弟、刘之源父子，二十二日上午他们都先后派遣族中子弟拜访了邓常春，这些人总不能全都抓起来吧。
真要把他们都抓了，接下来守城三天根本就不用守了。
因为，多尔衮率领主力“北狩”之后，留给拜尹图、遏必隆等人的八旗满、蒙牛录，一共也就十来个了，其中多数都是拜尹图、遏必隆他们这些人的“世领”牛录。
也就是说，多尔衮率部撤离后，整个盛京城内，拜尹图这个盛京总管大臣能够直接指挥的满、蒙嫡系人马，满打满算也就三千多人而已。
剩下的其他留守人马，虽然还有不少，——单论人数的话，甚至多达三四万，但几乎都是八旗汉军队伍和他们的家眷。
马氏兄弟、金氏兄弟、刘之源父子，他们和他们的旧部所统领的人马丁口，就多达两三万之众。
不到万不得已，拜尹图自然不可能对他们采取断然措施，因为稍不小心，就可能适得其反，甚至引发兵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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