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天，翁厂长拿了这份电报给刘钧看。
“这就是你说的20万枚手榴弹的订单？”
总部为了不让兵工厂的实力暴露在敌人面前，所有订单都是通过总部专门的部门与保安司令对接，第一次的交易额就达110万，而且其中换来新四军急需的粮食。
现在又是20万枚的手榴弹，其中15万枚67式，5万枚仿M24，整个交易额达到370万之多，即使打折，也有350万，而其中真正的成本不到50万。
军火交易是所有产业中最为暴利的一种行业。历史上，军火贸易的暴利，一直被人和毒品贸易和走私贸易相提并论。
不过，这种军火交易上不得台面，只能说属于民间军火交易。当年晋造武器在市场上十分畅销，在与西北军、马家军的交易中，一枚晋造手榴弹可以换7两烟土，合17块光洋，而成本不到十分之一，可见军火买卖的利润有多大。
“我还有个建议，现在我军手榴弹不缺，但子弹十分缺乏，能否进行以货易货的方式，换回新四军最缺乏的物资，如子弹、粮食、药品、机械等。”
“或者利用我们的优势，将一些山货卖出去，如我们的烟叶、山货，大米等，利用贸易赚取差价。”
南京。
汪才栋，南京汪伪政府官员。
他的官职不显眼，但是非常重要，他是负责与日军沟通的粮食供应的官员。
日军在占领中国南方地区后，不断向中国沿海增兵，战线拉长，浙、皖、鄂、赣等产粮地区受到影响，日军军部认为，日本国内土地、劳力有限，无法及时供应粮食及其他生活物资，因此，必须贯彻“以战养战”的方针，就地解决物资供应的问题。
这天，他独自一人在茶楼喝茶，闷闷不乐。
“老汪，这么早过来喝茶？”
原来是老朋友蔡明，汪对他点了点头。
“怎么，一大早喝闷茶，看起来心事挺重的？”
“唉，老蔡，你不知道，压力大呀！”
原来，汪伪政府给了他的部门一道命令，让他们负责粮食供应，到产粮区采购粮食，而且说有多少就要多少。
可是，现在产粮区鱼龙混杂，一个叫“集成号”的贸易商行拉拢了大量的商人，将产粮区的粮食都高价收购了，获利甚丰。
昨天，汪的上司已经给他下通牒，说再没建树就撤职法办。
蔡明了解到汪的心事后，就对他说：“老汪，我也想做点生意，不如我们联合起来一起发财，我负责找到货源提供给你，你要的物资我都可以想办法找到，价格我们商谈，怎么样？”
汪才栋一听大喜，只要拿到货，价钱不是问题。
“不过，事先说好，我可不要你们发行的‘中央储备银行券’（即是储券）。”
汪才栋犹豫了，不要它，我拿什么支付采购款？老板说了，中储券要多少有多少。
1940年3月，汪精卫公开叛国投敌，在南京成立伪中华民国政府，很快就成立了汪伪政权的中央银行-“伪中央储备银行，”随即发行了“中央储备银行券”（以下简称中储券）的法定货币，目的很简单，一则把重庆国民政府发行的法币驱逐出汪伪政权的实际控制区，二则帮助日本更好地掠夺汪伪政权控制下的广大地区。
沦陷区的老百姓心知肚明啊，汪精卫的国民政府是不被认可的伪政权，垮台只是时间问题，它发行的中储券早晚沦为废纸。
汪才栋也知道大家的想法,但贸易没有货币不行呀。
“老汪，我有一个主意，咱们之间的贸易是以货易货，如何？”
以货易货？这是一个好办法。
俩人一拍即合，然后他俩就一些细节商定好，就分头离开了。
蔡明回去后，将他与汪才栋见面的事向上级汇报了，经过研究，认为可以争取与汪才栋合作。
这天，蔡明与汪才栋在约好的时间见面了。
“老汪，上次说的事，我回去与一些生意伙伴商定，认为我们之间可以谈。”
“好！”汪才栋很高兴。
“不过，老汪，我找一个人与你对接，他也是我的一个合作伙伴，信得过。”
汪才栋不出声了。
“可以，老蔡，不过，见面地点由我来定。”
这天晚上，蔡明与刘钧一起来到江边码头。
一个黑衣小伙见到他们俩过来就上来：
“您是蔡先生和刘先生吗？”
江面上停着一艘小炮艇，这一艘日军的小炮艇，艇上装有一套双联装13毫米重机枪。不过，现在的小炮艇已经熄火。
刘钧记得，当年营救苏联飞行员，依莲莎娜哥哥时，他就抢过这样的内河小炮艇。
“汪先生真厉害，这种大杀器都能弄到！”
汪才栋这样做是有目的的，一是担心蔡明他们对他不利，毕竟他是汪伪政府官员，担心国府的“除奸队”；二是这样做，主要是显摆实力。
第一次交易的品种商定：蔡明方以烟叶、山货一批；汪才栋方以药品、医疗器材、布匹作为易货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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