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老刘，你还是看看吧，百密一疏，下面的眼睛虽然多，但是人就会犯错，难保没有看漏的地方。”
刘新武心中虽然不太愿意看稿，但还是装出个样儿拿起稿子翻起来。
其实，这期稿子还真没有什么毛病，大多是名家新作，国字头杂志嘛，能够上刊物的，谁不是大碗，质量杠杠的。
先是文艺评论部分，只有一篇文章，讨论了当今的诗歌流派，这个没问题。
然后是诗歌，有一个组诗，写的是农村生活，用豌豆花来比喻少女，挺新鲜的。还有几首短诗，都是现实主义题材，走的是传统路线，《人民文学》原则是不发表现代派诗歌的。
然后是短篇小说部分，这是杂志的工作重点。作家的名字都眼熟，都是活跃在当今文坛的新锐。
刘新武一边看，一边笑着和那位编辑说道：“又是徐晓斌和谢有鄞。这两人最近好勤奋，随便翻开一本新出的杂志，都有他们的名字。对了，是约稿吗？”
编辑：“是，去年就开始约了，催了好多回，到今天才拿到稿子。”
刘新武笑道：“浙江最有潜力最有影响力的青年作家的新作被你们抢来，那边的老朋友们还不得跟你们毛起？”
毛起在四川土话就是发火的意思。
实际上，在八十年代的文坛上，浙江作家群影响力不是太大。那边是改革开放的前沿，春风一吹，遍地小作坊小工厂，有志青年都奔钱途去了，搞文学实在太清贫，没什么吸引力。
这十多年以来，也就出了个写富春江打渔佬的短篇小说《最后一个渔佬儿》的李杭育，眼见着人才就要断档。还好，最近两年有徐晓斌和谢有鄞两位新锐爆发。这二人创作力惊人，一年要发十几个短篇，还都很好看。风格也以描述世俗人情为主，很对刘新武的口味。只不过，和老刘的宏大叙事不同，这二人的作品都是截取时代的一个截面，写一个小故事，如此也显得格外清新流畅，故事情也强。
其中，刘新武最喜欢谢有鄞，据说，此君老家是鄞州。鄞州现在改了名吧，他也不记得改成什么了。
编辑听到刘新武说这话，正色道：“《人民文学》是短篇小说的最高殿堂，这两位作家能够在我们这里发表作品，说明他们的小说质量是第一流的。恕我直言，浙江那边的杂志办得不好，留不住作家，是他们的责任。”
刘新武：“话不能这么说，最近浙江的杂志也推出了不少新作家，拿出了让人眼前一亮的东西，咱们要客观。”
浙江的作家群虽然有断代的危机，但那边的文学杂志却办得不错。其中最有名的是《东海》和《江南》两种。
特别是《东海》，自创刊以来，挖掘过不少名家名作。没错，这书就是以培养新人，并且成材率极高，徐晓斌和谢有鄞就是从那里走出来的。对了，老作家叶文玲的处女作也是在《东海》发表的。
如今，《东海》又在重点培养一批青年作家，比如小有名气苏童、余华，这些年轻人都有自己的特色和专属的风格。
虽然说浙江文坛最近有点沉寂，但刘新武认为未来还是可期的。
编辑点头：“是，老刘你说得对，是我狭隘了。”
刘新武一边看着稿子，一边和编辑闲聊：“八月底，国内各大文学杂志的九月号都已经发行，咱们已经拖延了，很惭愧。对了，这个月又出了什么好作品吗，推荐一下。”
说完话，他补充一句：“诗歌就别推荐了，我能力不足水平有限，看不懂现代派诗歌。”
“谁又看得懂现代派诗歌呢，舒婷他们那一批的朦胧诗挺美的，还能看懂，现在的诗歌，已经走火入魔，真的是打脑壳。”编辑笑了起来，笑完，道：“这一期国内最好的文学作品，是孙三石那边发表的系列散文《思维的乐趣》。”
刘新武精神一振：“孙三石又有新作，还是散文。这个孙三石，就喜欢搞散文系列，什么毛病？”
孙三石的《文化苦旅》在当初发表的时候，就是以系列的方式在《中国散文》上连载。散文也连载，可谓是开了国内的先河。还别说，这个系列真的好棒，简直就是一种文化现象。
八十年代改革开放，文学界也受了很大影响，全盘西化。但孙朝阳却反其道而行之，从《棋王》开始寻根，并在《文化苦旅》散文系列中大力弘扬传统文化，效果也非常好。
也因为《文化苦旅》的连载，孙三石一举把《中国散文》杂志干到月销售二十万册，把这本二流杂志干成了散文圈的旗帜。
如今，在散文家的心目中，天津的《散文》是东邪，孙三石主持的《中国散文》就是西毒。杂志发表的散文经常有奇怪的内容，有美食，有旅游，有小清新心灵鸡汤，有吸引军迷的枪械知识。上个月还搞了个收藏的专场，讲了很多收藏界的趣事。
这孙三石脑壳里的鬼点子层出不穷，邪得很。
说回写作这事，孙朝阳虽然才气过人，创作灵感就没有枯竭的时候。但这一年来，却不怎么写东西，实在太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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