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到这里，时青忍不住眉开眼笑。
笑了半晌，他又开始发愁。
家业这种东西，真的多了以后，就发现并不是越多越让人快活。他现在忽然就开始盘算，跑南海的船和跑高丽、日本的船，那一种更赚些？海上的利益较之于北疆牧场的产出，究竟孰高孰低？
他又想到，半年前胥丞相经过通州时曾说，大家没必要一窝蜂地都去投那些直接生钱的行当，也可以考虑考虑别的。胥鼎当时就拿了时青做例子，说他联系的邢州宁晋县荆氏刻书坊，已经在天津府开了新坊。
在刻书坊背后参股撑腰的，只是宁晋县本地的几家军户，但因为这两年中原安定，商业繁茂，大家对书籍的需求十倍百倍于前，硬生生把宁晋荆氏和那家想赚小钱的军户，捧成了邢州一等一的富裕人家。
听胥鼎这般说起，时青很有些遗憾。他的财力，自然比寻常士卒要强的多，可惜眼光不到，便硬生生放过了老大的财运。
好在胥鼎知道，像他这样的红袄军旧部，未必愿意抛头颅洒热血，但对于荣华富贵，还是挺渴求的。
所以他又向时青介绍了许多，比如纺织、制瓷、矿冶、铸造等行业。近几年里，这些行业在大周境内全都蓬勃发展。如果时青实在担心自家的眼光，哪怕凑些钱财，在通州水陆交通要道买一片地，起几座大仓库，置一个修理车、船的场子，也能财源滚滚。
胥鼎父子两代都是搞钱的第一流好手，他说的绝然不差。
时青把手里的书本往旁边一丢，眼珠子乱转……
通州？我便是通州防御使啊，要做这些，易如反掌。
不过……在自家治下搞这些，未免有靠山吃山之嫌。大周的律例可不容蔑视，随便什么地方违背了律法，上司追究起来便要丢官罢职，若惹出录事司那批探子，更是动辄喊打喊杀，要掉脑袋！
在这上头，时青就算身为红袄军的旧部有些优待，也不能和胥鼎相比。
胥鼎当然可以随口说说，他没什么顾忌。
在大周为官的人都知道，大周的两位丞相，一个爱财如命，一个爱提拔引用契丹同族。两件事或多或少出格，皇帝却视而不见，明摆着给这两位特权。但拥有特权的，也只有这两位罢了，其他人所得到的好处再多，也一定在律法的限制之下。
所以不如……
皇帝虽是忽然起意往草原动兵，却一定是有把握的。这一场以后，大周在草原的控制范围必然极大扩张，而蒙古人的势力必定衰退。趁此机会，在北疆置一个毛纺的场子，当是很赚的？
这些行业，一向都是来钱的，倒不是从本朝而始。但自古以来将之捏在手里的，要么是地方豪绅，要么是中枢高门，大金朝的时候，还得加上女真人的强宗大族。
直到蒙古人入侵，定海军崛起。
蒙古人用最凶暴的方式，将地方上旧有的格局彻底摧毁。而郭宁的定海军政权则依靠着强大的武力优势，对中枢和女真人展开了清洗。在清洗之后，代表大周朝的，以武人为核心，辅以前朝落魄文臣和部分异族的利益团体粉墨登场。
如果仅仅如此，大周的统治阶层与前代并无本质的不同，只不过骑在百姓头上作威作福的人换了一批。
但定海军是依靠海上贸易起家的，他们夺取政权以后，依然把贸易作为朝廷财力的支撑，所以竭尽全力地不断扩展贸易路线，甚至不惜付出巨大代价，把包括南朝宋国丞相在内的许多有力人物，硬生生凑成了一伙儿，全都拉进了贸易网络里。
若非郭宁是白手起家、建国称帝的第一代，也没法推动这样的决策。而这样的决策一旦推动，带来了金银铜等贵金属的大量流入，带来了民间财富，特别是大周军人阶层的财富爆发式的增长。
这种增长幅度下，军人阶层逐渐富裕，但他们在中原地界扩张土地的意愿，被开国朝廷的政令压制，难以突破。想做那种地跨州郡的大地主，机会实在不多，反倒是工商两途都无阻碍，而回报立竿见影。
于是巨额的财富或者投入到消费，或者投入到下一步的生产扩张。在中都、河北、南京路乃至辽东各地，都有用上百甚至近千工人的工场开始出现，大量的官员商贾又投钱到船厂商行，造船出海，船队最远已经抵达南海。
中原和北方的产出能贩卖远国的，本来以马匹为主，随着中原各地经济恢复，又渐渐多了瓷器、漆器、药材、布匹之类，当然，还有草原上的羊毛制品。
大金章宗朝以后，天时就始终不正，冬季经常暴寒。天灾对各地农业打击很大，好在大周境内什么港口、工场、商行都如无底洞一般的要人，对安置灾民很有帮助。朝廷只需要传递消息，安排灾民迁徙，不需要长时间地出钱粮赈灾养人。
这种盛寒天气在另一方面，则使得利于保暖的毛衣、毛毯等物广受欢迎。哪怕草原上的产出一直翻着倍的增长，也越来越供不应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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