祭奠悼念活动结束后，特委领导组织召开了关于第八军分区党委重建工作会议，冀南军区和特委首长对第八军分区发生的惨案极为震惊，宋司令员从去年指挥抗击日寇的囚笼封锁斗争身体就被累垮了，加上严重的营养缺乏症，痰里已经见了红，总部首长多次下令让他回延安休养，由于年后军区开展的反顽斗争日益繁忙，行期一拖再拖，本打算麦收保卫战结束后就回延安治病的，谁料想就发生了云山惨案，当宋司令员得知第八军分区司令部干部战士全体遇难的消息时，急火攻心吐血昏迷，经急救暂时稳定住病情被送回延安治疗，特委李书记三月份跟韩志坚他们一起参加抗大高级干部培训班还没回来，军区工作军事上由王宏坤副司令员和文参谋长负责，政工工作就由王光华和秦政二人负责，秦政是特委副书记代理书记主持特委工作也是军区代理副政委。
在会上首先军区政治部王主任首先宣布了第八军分区新的班子成员任命，军分区司令员韩志坚，韩志坚已经接到了云山惨案的消息不过还要2个多月学习班才能结束，政委由从莲县调回来的老政委陆远担任，参谋长是从三支队调来的叫周正道，政治部主任是军区政治部的科长叫付友泽，冷月和张河泉还是负责老本行，人武部长是沙河县委副书记闵新锐。八支队的干部任命，需等军分区班子组建后再行研究决定，临时由杨毅和鲁彦主持八支队的军事政治工作。
秦政随后在会上讲了话，要求在座的八分区和八支队军政干部，要深刻总结反省这次反扫荡中出现的问题，找出敌人能一举摧毁八分区指挥机关的根本原因，尽快向军区和特委汇报，军区以及特委近期会成立云山511惨案联合调查组，要求第八军分区新一届领导班子和八支队军政主官全力配合调查组的工作。
首长们讲完话就返回了南宫县，杨毅听了秦书记的讲话知道留给他们的时间很紧张，现在赞皇县还在张荫梧反动民团军的控制之下，鲁彦带领着十五团确切的说是十五团一营在赞皇县面对着张荫梧的反动民团军三个团的围剿，几乎天天打仗天天跑路，伤亡消耗较大，即将面临弹尽粮绝的境地，急需支援，在杨毅看来现在任何事都没有增援赞皇县鲁彦政委和十五团重要紧急。
冷月和张河泉开始还不同意杨毅的这次军事行动，他俩认为应该等新的军分区领导就位后，得到军分区党委授权再出兵赞皇县比较稳妥，现在的主要任务就是等待领导和总结反省，另外八分区南五县经过这次反扫荡斗争，各个县区都受到了程度不同的损失，急需恢复救济。八支队这次也是元气大伤，十五团只剩下了不足一个营，十七团损失过半，骑兵营和后勤大队也多有损伤，迫切需要休整补充恢复元气，以现在的残兵对付赞皇县一个师的民团军和随时支援民团军的日伪军太过冒险，再有骑兵营现在是南五县仅存的生力军，如果让杨毅带走了，日伪军再次袭击云山和南五县的根据地，八分区就没兵可挡了。综上理由不如去电报让鲁彦把十五团一营撤回云山，等麦收后再考虑赞皇县的问题。
杨毅紧盯着冷月和张河泉连连摇头：“两位老大哥，你们怎么还没醒过闷儿来呢，现在谁都能等，就咱们三人不能等，于公于私咱们都不能等。于公，赞皇的数万贫雇农不能等，赞皇县各级抗日民主政府刚刚成立两个来月，贫苦农民相信了共产党能给他们撑腰，所以支持减租减息成立了农会、民兵、妇救会，转眼不到三个月，眼看就要收麦子了，八路军甩手走了，反动民团和土豪劣绅卷土重来，这些混账王八蛋，在阳亭区时怎么对付我们的干部战士和拥护共产党的积极农民的？活埋、绞绳、砍头装笼子里示众，鲁彦带着十五团一营早就能撤回来了，可是现在他们几乎都到了弹尽粮绝的境地，仍然在咬牙坚持跟反动民团军周旋斗争，为什么？就是因为有他们在，民团军就不敢放手屠害百姓，就无暇顾及百姓，已经觉醒了的老百姓就有盼头，就敢跟反动地主土豪做斗争，麦收是农民的唯一盼头，还有几天就要下镰割麦了，抗日民主政府许诺他们的美好生活能不能兑现，就看这季麦收了，如果我们不能保证兑现之前对他们的承诺，他们对共产党八路军的信心就会崩塌，以后我们再付出十倍百倍的努力也不一定能让他们再支持信任我们，这就是我当初不想一下子开辟太大新根据地的原因，得而复失不如不得，得到了就要坚决守住，我们可以不在乎新根据地的公粮，但是我们必须在乎新根据地的民心，赞皇县非保不可。”
冷月、张河泉听进去了，不由自主的点头。
“我再说说于私，秦政书记的话你们俩听到了，他让我们在家深刻反省总结云山惨案发生的问题，查找反扫荡中出现的失误，配合联合调查组调查。目的是什么，很明显是要有人为第八军分区的惨重损失负责，我们三个都知道，造成如此惨剧的罪魁祸首是谁？可是这些人已经为他们的错误付出了生命的代价，死人不用承担责任，责任只能由活人承担，哪些活人才能承担这么大的责任，八分区只有你们两位部长还有我和鲁彦，全部责任只能由咱们四个人承担，你们二人为军分区背责任，我和鲁彦为八支队背责任。没有道理可讲，没法推给其他人，可是我们四个人能担得起这么大的责任吗？军分区司令部的全部首长干部战士都死了，就你们两人活着，整个赞皇县的根据地丢了，赞皇县委和县大队区中队的干部战士都牺牲了，可我杨毅和鲁彦还活着，这就是最大的问题，这就是最大的错误，我们没处说理，说理只能是越描越黑，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立功减罪，责任我们背了，任上级责罚，共产党讲究奖罚分明，我们立了大功也得奖励我们，那样就不会把我们一棒子打死，对不对？我们已经将扫荡的日伪军赶出了根据地，如果我们再消灭盘踞在赞皇县反动民团的那个师，恢复失去的根据地，这个功劳怎么也能抵消我们的一些责任，你们再领导好八分区南五县的麦收保卫工作，超额完成公粮上缴指标，功过相抵，我估计上级就能从轻发落我们四个，你们别担心我带走骑兵营后，南五县的安全问题，这次反扫荡咱们干掉了五六千鬼子两万多伪军，顺德的老鬼子鹫津松平现在连守铁路的部队都不够，哪里还顾得上进攻八路军的根据地？我估计老鹫津现在正祷告咱们别去扒他的平汉铁路呢，我再把十七团调回来保卫秋收，南五县的安全包在我身上绝对万无一失，另外我留给你们20万元法币和日本军票，你们趁麦收粮价降下来了，多买几十万斤麦子上交公粮，咱们的责任也能多减免一些。多余的钱给根据地遭到损失的老乡修修烧毁的房屋，当救助金，咱们也挽回点儿名声，尽量别让老百姓在联合调查组那儿含冤告状，多说说咱们的好话，估计咱们又能好过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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