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法治国来自于管仲，也就是春秋初期就有了法治的尝试。
到了战国时期李悝就用霸道思想对魏国进行了改革，使魏国成为战国初期近百年的称雄。
到了战国中期法家衍生出了“术治”“势治”和“法治”等派别。
其中申不害主张“术治”用权术来加强中央集权统治，以此推动国家发展，所以韩国的改革成绩斐然。
“势治”实际就是利用权威来统治，相对于“术治”来说更加讲究集权。
“推尊攀君”
“极端王权”
“绝对君主专制”
是势治的主要思想。
“法治”
是法家的主体思想，商鞅在秦国改革取得巨大的成果，相比于前两者来说更具有他的优越性和可持续性。
韩非子以法治思想为核心，将“势治”和“术治”两种思想的精髓揉合进法治思想里面，形成了法家思想集大成者。
李斯采用这套理论为基础在秦国实施，帮助秦始皇建立了一个强大的帝国。
汉武帝时期重用酷吏，加强刑名。
实现了强大的中央集权，唐武周时期重用酷吏维护统治，具是严刑峻法着称于世。
无为而治乃是道家思想，春秋战国时候，连年征战，导致百姓对王国失望，很多哲人就考虑国家存在的意义！
无需要官僚，不要官僚不等于不要国家，社会的发展不需要官僚的组织，充分发挥百姓的能动性和自觉性。
道家老祖，老子把道家思想和此凝炼，传播于世上。
所谓的无为，乃是
“天下难事必做于易，天下大事必做于细。”
以无为而有为！
从西汉初期，汉高祖刘邦统一全国，便采取与民休息，特别是汉文帝时候真正实现了无为而治，解放了劳动力，使得社会迅速活跃，经济快速复苏。
他的儿子景帝基本继承他的治理方式，从而成为历史以来最伟大的盛世--文景之治。
“以术治国”
是由申不害提出，随后被韩非子融入到法家思想之中。
“术治”
成为法家霸道思想的一个手段，后世有很多君王喜欢使用。
“术治”
实际乃是
“制衡之道”
君王以自身权术，厚此薄彼，人为制造官僚派别之间的矛盾来保证自己统治地位的稳固。
这个“术治”不适合开拓进取的君王，只适合守成之主。
由于过于偏颇和手段的施展，很难出现圣贤之主。
太祖是以“术治”治国的杰出代表，他成功的以文官制衡武将，再以武将掣肘文官。
加强监察制度，用六科监察六部，用锦衣卫监察百官。
这是“术治”的典型手段。
当然，太祖治国不拘于一种手段，同时加入儒家礼法作为统治阶层和百姓的润滑剂，刚柔并施，教化辅存！
把“术治”玩到炉火纯青地步的不是太祖，而是本朝的嘉靖帝，也就是朱翊钧的爷爷。
这位深居简出的皇帝，显得神秘莫测。
假装一心修仙，却是以权术来控制百官。
用宦官控制天下，内阁也只是他的传声筒而已！
稍有拂逆立即撤换。
扶持严嵩制衡百官，为了防止严嵩坐大又扶持清流徐阶制衡。
让他们斗起来，撕扯起来，皇帝就成了胜负的砝码。
“王道思想”
这是孟子主张的仁政，这是儒家思想凝炼和升华起来的治国之道。
孔子孔圣人主张仁治和礼治，但是他的治国思想还处于雏形，不具有可操作性，还存在于理论阶段。
理论和实践之间的距离尚远，不周密，不严谨经不得推敲。
到了亚圣孟子时期已经是战国乱世，周礼已经被抛弃，各诸侯之间已经没有了春秋时代的谦谦相让的君子风度，撕破了脸的讨伐和征战让国家生存成了最为紧急要务。
所以列国所需要的是实力和强盛！
而孟子继承和发扬了孔子思想的“仁”，提出了理想的治国理念--“王道思想”。
孟子以“民为贵，君为轻，社稷次之。”
从而提出民本与仁政思想理论，王道就是“保民而王”就是“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的治理思想。
孟子实施仁政的这套思想属于理想化施政，对人的素质要求过高，要求百姓和君主的道德品质要很高。
要统治阶层减轻百姓负担，保证人民丰衣足食。
百姓在自然规律之下，有节制有规律的索取自己所需要的东西。
这就给统治者提出了要求，官吏必须清廉，人民必须要有素质有道德。
这套治国理论在战国时期是得不到统治阶层的采用的，他们还认为他的思想迂腐。
然而，在和平时代，统治阶级为了稳固自己的统治基础，王道思想就有了自己的市场，是一个以“法治”为统治基础的情况下非常合适的辅助统治政策。
人民以礼行事，统治者亲亲爱民。打击贪腐，减轻百姓负担就成了每一个王朝统治的套装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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