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连续数日的缜密调查与深入摸排，由万秋秋同志亲自带领的市纪委工作组，以及张训军同志率领的市公安局专案组，双双取得了突破性进展。
依托从包建刚日记本中提取的关键线索指引，调查团队开展了精准定向核查，迅速锁定了多名涉嫌违纪违法干部的具体问题，案件侦办效率显着提升。
调查结果显示，仅在区一级领导干部层面，西江区便有七人涉及严重违法乱纪行为。其中，区委系统内部占两人，分别是区委书记张伟利以及兼任办公室主任的区委常委；区政府系统同样查出两人，一位是分管土地资源的副区长，另一位是负责城乡建设管理的副区长。此外，区政协领导班子中有两名成员涉案，区人大班子中也有一人涉案。
而区直各机关单位及下属街道办事处的涉案情况更为严重，经初步核查，仅党政正职负责人便有二十余人存在违纪问题，这还未将各单位副职领导干部纳入统计范围。
上述问题干部中，绝大多数涉嫌通过原区委书记黄明祥进行跑官要官、权钱交易，并在此过程中利用职务便利收受他人贿赂，从而形成了“向上买官、向下卖官、循环贪腐”的恶性生态闭环。
与此同时，以鑫发建筑公司为枢纽的黑恶势力犯罪团伙被彻底铲除，其背后长期存在的“保护伞”关系网也随之被全面揭破。此案共牵连公职人员三十七名，覆盖政法系统、住房和城乡建设、自然资源管理等核心权力部门。
在这些“保护伞”中，原区委书记黄明祥是层级最高、危害最大的关键人物。其在长达八年的时间里，利用手中职权为黑恶组织提供非法庇护，多次直接干预司法案件审理、插手工程项目招标、纵容违法用地开发，累计涉案金额超过5.3亿元。
其余重要保护伞还包括区公安分局局长、自然资源局原局长以及西江区政法委原书记等三人。除包建刚已经死亡外，其余涉案人员均已全部归案。
然而，新任区委书记张伟利的情况则较为特殊。
经查，其问题主要集中在违规干预司法活动方面，并未发现其他重大违纪行为。并且，在调查后期，张伟利主动前往市纪委说明情况、积极配合审查，不仅如实交代了自己为妻弟逃避法律追究而违规干预司法的经过，还提供了关于黄明祥长期操纵干部选拔任用、以及指示其为鑫发建筑公司承揽西江区所有重点工程项目的关键证据与具体操作细节，这为市纪委进一步深挖“保护伞”网络提供了重要突破口。
为此，江一鸣与肖树民以及万秋秋专门召开会议，重点研讨对张伟利的处理意见。
“万书记，你是纪委书记，你先谈谈看法。”
肖树民将发言机会首先交给了万秋秋。
万秋秋略作思考后，表态道：“张伟利同志在担任区长期间确实犯了严重错误，但考虑到其能主动交代问题，并为查处黄明祥案提供了关键线索，建议给予其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他与张伟利素有相识，在此情形下顺势给予一定关照，亦在情理之中。
肖树民随即转向江一鸣，说道：“一鸣市长，你也说说你的意见。”
“万书记刚才提出的处理思路很有建设性，既坚持了纪律的严肃性，也体现了组织的关怀。不过，我个人还有一些补充想法，供各位参考。西江区发生如此大范围的塌方式腐败，首要原因在于原一把手黄明祥带头破纪违法，完全抛弃全面从严治党第一责任人的职责，对班子成员疏于教育、管理和监督，导致当地政治生态持续恶化；其次是整个区级领导班子集体失守，政法、住建、自然资源等关键部门的‘一把手’相继沦陷，形成了系统性的塌方局面。这不仅仅是黄明祥个人失职失责的问题，更是整个领导班子在政治忠诚、纪律执行和制度约束方面的全面溃败。而张伟利作为原区政府主要负责人，虽未直接参与买官卖官的利益链条，却在干部选拔任用过程中默许黄明祥‘点名安排’，对相关干部的监督严重缺位、失察，负有不可推卸的领导责任。更何况，他在明知妻弟涉嫌严重刑事犯罪的情况下，仍然利用职权为其说情、压案，甚至授意公安机关‘内部处理’，这种行为性质极其恶劣——这已不是一般的监督失察，而是主动包庇、公然践踏法治底线。”
“如果仅给予党内严重警告处分，恐怕难以平息干部群众议论，也难以真正体现‘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政策宗旨。即便其后来主动交代问题，也是在察觉到形势不利之后才做出的选择。在市委市政府发现西江区存在问题、准备调整区公安分局局长包建刚职务时，张伟利仍心存侥幸，未能及时配合上级工作部署，反而试图与黄明祥等人保持步调一致，客观上延缓了调查进度。这反映出其政治立场存在一定的暧昧与动摇。”
江一鸣继续说道：“当然，组织处理也要讲究政策与策略。张伟利能主动交代、提供关键证据、积极配合调查，其态度与黄明祥等人有本质区别。因此，我建议在党内严重警告处分的基础上，同时给予其调离领导岗位、安排非领导职务的组织处理，并明确其三年内不得提拔或进一步使用。这样既彰显了纪律执行的刚性原则，又为后续的教育挽救工作留出了必要的政策空间，体现了组织在处理干部问题上的审慎与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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