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她也知道，医院虽然有一定的责任，但这是规定，她们没有钱，也是重要原因之一。
“市长，我们不是想闹事，只是想要一个公道。我儿子走的时候很痛苦，他在走廊的临时床上一直喊疼，可医生说用药也要按程序来……我们眼睁睁看着他断了气。”
中年妇女哽咽着，“如果当时能手术，哪怕先救人再谈钱，他也许还能活下来。现在人没了，什么都没了。”
“我也知道，这不完全是医院的责任，是我们没有钱，没有能力为儿子治疗，但穷人的命也是命，不该因为一时拿不出钱就被拒之门外。这可是国家的医院，上面写着人民医院，为什么我们老百姓的命就得不到一点庇护？咱们政府难道就不能为穷人撑起一片天吗？”
江一鸣沉默片刻，声音低沉却坚定：“你说得对，穷人的命也是命。人民医院的名字不是挂在墙上的招牌，而是写在每一个患者心上的承诺。”
“我向你保证，这件事不会不了了之，从今天起，市里将推动建立紧急医疗救助基金，确保每一个生命在危急时刻都能得到救治。无论贫富，无论身份，只要生命垂危，医院就必须先救人。”
中年妇女颤抖着嘴唇道：“你们如果早点这样做，我儿子就不会这样走了……”
这声“如果”太沉重了，压得在场每个人都喘不过气。
不过，中年妇女也是通情达理的人，市长做了保证，还说以后会改，她也就没有继续闹下去，与家人一起，带着遗体离开了。
江一鸣的心情非常沉重，让王国富通知财政、卫生、医保、人社等部门主要负责人，以及分管市领导参加紧急会议。
江一鸣返回市政府后，相关部门的负责人都已经等候在会议室。
“亚楠市长，你将我们在医院遇到的情况向大家通报一下。这也是我们召开此次会议的背景。”
江一鸣说道。
“好的市长。”
李亚楠随即将他们在医院调研时遇到的医患冲突以及相关情况简单的向大家做了汇报，重点指出了当前医疗救助体系在应急响应方面的制度性滞后，以及基层执行中过度依赖程序而忽视生命优先原则的问题。
等李亚楠说完，江一鸣说道：“这次事件令我非常痛心。一个年轻的生命，因为制度的迟滞和流程的僵化，在我们面前消逝。这不是某一家医院的失职，而是整个应急医疗救助体系的警钟。我们常说‘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可当人命与程序摆上同一张桌面时，为什么总是程序优先？今天这位母亲的质问，是对我们所有人的叩问——人民医院，到底为谁服务？我们必须改！而且要快！”
“首先，我提议建立市级紧急医疗救助基金，由财政首期拨款1000万元作为启动资金，后续通过社会捐赠、福彩公益金等多渠道补充。该基金将专项用于紧急医疗救助，确保患者在危急时刻能够第一时间接受治疗，不再因费用问题被拒之门外。基金使用必须公开透明，每一分钱都要经得起群众和历史的检验。”
“其次，是否可以取消先交预付款，再救治的硬性规定？生命等不起，程序可以补，但人死了，就什么都没了。大家一起讨论讨论，如何进行相关改革，打破现有审批流程的惯性壁垒，建立“先救治、后结算”的绿色通道。”
“卫生局的肖局长先发言，谈谈你的想法。”
“市长，关于第一点，我是双手赞成的，如果有紧急救助基金，确实能解燃眉之急。对于医院来说，确实能减轻医院在救治时的经济顾虑，也能避免因费用问题延误抢救。但我们也担心，一旦启动“先救治、后结算”，部分患者可能恶意逃费，导致医院承担过大财务压力。尤其是一些边缘病例，是否纳入救助范围，需要有明确的医学和伦理判定标准。”
卫生局肖局长说出了他的担心。
江一鸣把肖局长反映的问题给记录了下来，并没有给予评价，他想等其他部门发言结束后，再统一回应。
“财政局的邱局长，说说你的想法？”
江一鸣目光转向财政局局长邱静的身上。
“市长，我理解这项改革的紧迫性和必要性。但财政资金没有这一项预算安排，确实存在现实困难。而且在具体操作上，如何界定“紧急”标准？如果缺乏清晰的准入机制，后续可能引发道德风险和资金滥用。更何况，后续资金来源是否可持续？若初期依赖财政兜底，后期又无稳定筹资机制，恐怕难以为继。”
随后，其他部门的负责人，以及分管的市领导也相继发言，有的关注跨部门协作机制的建立，有的提出需配套完善患者信用体系以防范逃费风险。讨论持续了近两个小时，会场气氛凝重而热烈。江一鸣始终认真倾听，不时在笔记本上记录要点。
待众人发言完毕，他缓缓抬起头，声音坚定：“我理解大家的顾虑，每一项都不是空穴来风。但我们要想清楚，当生命摆在我们面前时，任何程序、成本、风险的计算，都必须为抢救让路。我们设立公立医院的初心是什么？不是为了规避风险，而是为了守护生命。如果因为怕担责、怕欠费，就眼睁睁看着一条生命在走廊里逝去，那我们每一位党员干部都是失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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