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时候热水瓶也是很宝贵的东西，我心都在发抖，想着，哎呀这可怎么办！闯大祸了。要赔，没有钞票，哪里赔得起啊。但班长也蛮好的，他说，没什么关系的。觉得我是新兵就原谅我了。
部队平时就给我们吃青菜、萝卜，五月一号搞会餐会烧一盆猪肉。当时士兵、干部的待遇都是一样的，无非像当连长的每个月多一包香烟。
五一节，部队会给每个士兵发一包香烟，一把糖果，一家一份，在桌子上摆好。我这个人调皮，晚上吃好会餐回到班里，其他老老实实的人都去睡觉了，我和班长还有几个老兵去打老K。
我不抽香烟，那讲好，我输了给他们香烟，他们输了给我糖果。本来大家嘻嘻哈哈很开心的，不知道哪个老兄——积极分子向上汇报去了，说我们在搞赌博。
这样一来，我们就出名了，通信科也晓得通信连电话班里有两个小调皮。本来没人认识我的。通信科参谋（他是管信号弹的）有一次碰到我就讲，周纪雄你很有名、很能干啊，和他们去搞赌博的嘞。我就说，自己又不抽香烟，给他们又舍不得，输给他们是心甘情愿的。
我参与的第一场历史事件就是镇压反革命。1951年朝鲜战争很紧张，国民党在大陆的残兵败将都集结起来蠢蠢欲动，要起义。当时到处都是土匪，共产党也不客气的，抓了很多土匪、地主，都关在绍兴。
我们新兵平时早上五点钟听到吹号起床，然后跑步出操、洗脸吃饭，再么上思想课或者训练，像我们电话兵，就训练装电话线和电话机。
五一前的一天，三点钟不到就有人通知（紧急集合是不吹号的，平时起床也好，集合也好都是要吹军号的），起来！起来！起来！紧急集合！当时我心里想，到底是怎么回事？
三点来钟，大家都集合好，首长讲话了，要求不准出声音，不准咳嗽，不准东西的声音发出来，往绍兴虎山顶上跑。
我们军营离虎山大概半来里路，在现在的绍兴中学里面，那个时候中学还没恢复。绍兴中学很有名的，校园和操场都很大，操场够我们一个师万把人开大会的了。还有些部队在现在的鲁迅纪念馆、鲁迅公园那边。当时部队蛮多的，南边也有。
到山顶大概就一两里路，那个时候的山，不像现在有游步道，都是很小窄的毛毛路。大半夜的还叫你不能发出声音，连咳嗽都不能咳，越是这样，我们心里越是慌，以为有什么大的敌情。
到山顶后，天也逐渐亮了，伙房把馒头拿上来，连长发布命令了，大家吃饭！饭吃好时天还没完全亮，大概五点来钟，宣布全绍兴戒严，那个时候是杀气腾腾。
我们连负责警卫汽车站、司令部旁边及虎山周围。全城其它的角角落落也都有分配士兵站岗，五步一岗，十步一哨，反正整条马路、整片周围都是当兵的人。不是穿军装的人都不准出门、不准走动。
我后来才知道全城戒严是镇压反革命，当时我在汽车站那边的马路口站岗，从早上六点钟一直站到中午十二点钟。
从昌安门到绍兴汽车站大概有十里路，原来是宁波到杭州的铁路，抗日战争时把铁路挖掉，造成了像堤坝一样的马路。
八九点钟以后，三个公安局负责押送一个即将被执行死刑的犯人，十里长路上，全部都是押犯人的队伍。
那个时候犯人又不是来一个打一个，是所有犯人全部站好，跪好，验证身份，报社、公安局、法院把照片拍好后一齐执行死刑。一声令下，信号灯一发，四百多名反革命分子一下子全部被一枪毙命。
镇压反革命时，我虽然只是一名新兵，虽然只站岗站了一上午，但这个事情我们是经历了的。
尽管时隔七十多年了，但当年镇压反革命时的震撼一幕，至今依然记忆犹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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