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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想起来，这些年干的活，打扫卫生还真是一个不能忽视的主题，无论你在哪个岗位，总有你的一块卫生区。
当学员时，打扫卫生的足迹遍布校园，扫地拖地冲地，擦玻璃擦桌子擦瓷砖，无数个午休时间和夜晚，我和同学们拿着卫生工具四处奔波。
记得每天从起床出操到上课，可以说是分秒必争，一手书包一手扫把撮箕，经常是在上课前就弄的满头大汗。
倘若在宿舍无事，也会让你搞搞内务，被子旁边铁凳子上的身影便是我的工位，成了型的被子被两块板子夹来夹去，可以说大量的时间被消耗在上面了。直到现在，看到被子便要忍不住搞一搞线条，这是习惯。
毕业了当个干部，我从打扫卫生的一线员工上升为了车间组长，有时下面有那么几个小兄弟，便可以指挥他们打扫卫生。
后来当了主官，车间组长变成了车间主任，便负责起了整个营区的卫生，星期六的早上，带着一众班长骨干，从地下室到楼顶，每一个房间、每一个床位、每一个柜子的看，看有没有摆成规定的样子。室外，哪里长了杂草，哪里有树叶，哪里的瓷砖少了个角，这都是我的工作。
若把这些年的时光看成是画板，打扫卫生就像是一副画板的底色，看似没有它的内容，却哪里都是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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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部队生活不都是打扫卫生，还有看大门。
若在一副画上，它大概是代表天空的蓝色。
第一次站哨就是看大门，具体说来是楼梯间下面坐着，那是一个大门对面的楼梯间。
印象中，和我一起的还有一个老兵，他是从部队考上的，在夏天的深夜，整个基地都被蝉鸣鸟叫包围着，我顶着还不适应的寸头呆坐着，听着老兵给我讲部队的故事。
部队是什么？对那会的我来说还是个未知数，它像深夜里的某种恐惧，我惧怕它的出现，却更想一探究竟。
后来我又看了各种各样的大门，站哨的2小时从未出过任何意外。
毕了业，在基层的9年时光中也离不开各种各样的大门。当了干部，开门的动作都是自由的，看似来去自由，可内心的警察却让大门紧闭着，我从未私自出过那扇门。
在基层的时光里，白天或黑夜，清醒或迷糊，我总出现在查哨的路上，因为体会过站哨的痛苦，所以大多数时候，我到了哨位仅仅是问问哨兵冷不冷，有没有什么需要之类。
我的经验告诉我：温暖的关心总比冰冷的监督来的更有力量，也更容易被接受。
在那些数不清的深夜，查哨的时间常常出现在两段瞌睡之间，我的大脑是迷糊的，翻下床往哨位走，控制身体已成了本能，那么多年，晚睡已成了我的生物钟，身体在不知不觉间变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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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副画当然也有他的框架，能代表这副画的构思的，便是上级的指挥，通俗点讲，就是别人怎么说，我就怎么做。
这个他有许许多多的身份，他可能是班长，老兵，也可能是任何的领导，这幅画的主要内容，大部分是由“他们”来完成的。
记得进军校后第一次与外人接触是在外出搞训练的路上，当时我请假离开队伍去办个小事。记得我穿着的是一身绿，185\100的老式衣服，上衣像个袍子，裤子差不多提到了胸口才能让裤脚不拖在地上，帽子是60号的，大的无法(方言)，刚好遇到个保安问路，他回答我时，我竟然下意识回答：“是、是、是，”手不由地贴紧了裤缝线，在不长的军校时间里，对别人的话产生顺从便在我脑海中刻上了印记。
在漫长的军旅生涯中，与领导对话时我总是紧张的，这种紧张不知开始于何处？又为何紧张？这些问题无法追溯，反正怎么说就怎么做，这是我所遇到每个集体的通识。
那能不能有自己的思考呢？现在看来这是很困难的，一是部队的规矩不让，部队讲究统一规范，比如要搞个展板，它是什么样式的就得统一，即使它在某个地方是不好用的，但也不能改变，这种事在部队是常会发生的；
二是部队的领导不让，部队是讲忠诚的，实际情况是许多忠诚只能体现在行政管理中，什么人最受领导欢迎？听话的，让你怎么做，你就怎么做，哪怕是错误的方向，你仍然坚决的落实，更受到大大的欢迎，听话的人，展现了自己的忠诚，更照顾到了领导的情绪，关于事情的本身，谁关心呢？
三是自己也不让，听话的好处是多多的，首先是不用思考，遇到问题，问领导啊，怕担责，问领导啊，不懂不会，问领导啊，既能展现自己忠诚，又能省事，谁不愿意做呢？
可是这样的通识，我却知道不能做到，曾在几次受到领导批评时也痛下决心：一定要当个听话的干部。可在面对一些事情的不合理，甚至是反智、浮夸的时候，我难以做到听之任之，何谈身体力行？在两个极端的挣扎徘徊中，在自我核心价值的冲突碰撞中，我的认知逐渐蜕变。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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