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因此，这个学派被白序选为了自己的博士结业课题。
此与伏羲同其原也。文王观太《易》九六之动，贵刚尚变，而要之以中。老氏亦察太《易》七八之正，致柔守静，而统之以大。此与文王通其宗也。孔子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导斯民以仁义之教。老氏亦拟议伏羲，弥纶黄帝，冒天下以道德之化，此与孔子合其权也。此三君子者，圣人之极也。老氏皆变而通之，反而合之，研至变之机，探至精之归，斯可谓至神者矣。而王弼以为圣人与道合体，老氏未能体道，故阮籍谓之上贤亚圣之人，盖同於辅嗣。岂以老氏经世之迹未足充其所言耶？斯不然也。於戏！圣人之在世也，有有迹，有无迹。故道之不行也，或危身历聘，以天下为其忧；或藏名飞遁，示世故不能累。有迹无迹，殊途同归。斯实道义之门，非徒相反而已。然则仲尼之所以出，老氏之所以处；老氏之所以默，仲尼之所以语，盖屈伸隐显之极也。二子安能识之哉？司马迁统序众家，以道德为首，可谓知本末矣。
到了这一阶段的宗教已经摆脱了原始时期将维持目标的单一性，开始向着多元化发展。
夫物之所以生，功之所以成，必生乎无形，形由乎无名。无形无名者，万物之宗也。不温不凉，不宫不商，听之不可得而闻，视之不可得而彰，体之不可得而知，味之不可得而尝。故其为物也则混成，为象也则无形，为音也则希声，为味也则无呈。故能为品物之宗主，包通天地，靡使不经也。若温也，则不能凉矣；官也，则不能商矣。形必有所分，声必有所属。
故象而形者，非大象也；音而声者，非大音也。然则四象不形，则大象无以畅；五音不声，则大音无以至。四象形而物无所主焉，则大象畅矣；五音声而心无所适焉，则大音至矣。
故执大象则天下往，用大音则风俗移。无形畅，天下虽往，往而不能释也；希声至，风俗虽移，移而不能辩也。是故天生五物，无物为用；圣行五教，不言为化。
是以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也。五物之母，不炎不寒，不柔不刚；五教之母，不皦不昧，不恩不伤。虽古今不同，时移俗易，此不变也。所谓自古及今，其名不去者也。天不以此则物不生，治不以此则功不成。故古今通，终始同。执古可以御今，证今可以知古始，始此所谓常者也。无皦昧之状，温凉之象，故知常曰明也。
物生功成，莫不由乎此，故以阅众甫也。夫奔电之疾，犹不足以一时周；御风之行，犹不足以一息期。善速在不疾，善至在不行。故可道之盛，未足以官天地；有形之极，未足以府万物。是故叹之者不能尽乎斯美，咏之者不能畅乎斯弘。名之不能当，称之不能既。名必有所分，称必有所由。有分则有不兼，有由则有不尽。
这时候的宗教已经呈现出了很明显绑定为统治阶级服务的倾向，是成熟的宗教。
不兼则大殊其真，不尽则不可以名。此可演而明也。夫道也者，取乎万物之所由也；玄也者，取乎幽冥之所出也；深也者，取乎探赜而不可究也；大也者，取乎弥纶而不可极也；远也者，取乎缅邈而不可及也；微也者，取乎幽微而不可睹也。然则道玄深大妙远之言，各有其义，未尽其极者也。然弥纶无极，不可名细；微妙无形，不可名大。是以《经》云：字之曰道，谓之曰玄，而不名也。然则言之者失其常，名之者离其真，为之则窒其性，执之则失其原矣。
是以圣人不以言为主，则不违其常；不以名为常，则不离其真；不以为为事，则不败其性；不以执为制，则不失其原矣。然则老君之文，欲辩而诘者，则失其旨也；欲名而责者，则违其义也。故其大归也，论太始之原以明自然之性；演幽冥之极以定惑罔之迷。因而不为，损而不施，崇本以息末，守母以存子；贱夫巧术，为在未有，无责於人，必求诸己。此其大要也。而法者尚乎齐同，而形以检之；名者尚乎定真，而言以正之；儒者尚乎全爱，而誉以进之；墨者尚乎俭啬，而智以立之；杂者尚乎众美，而总以行之。
但祭祀教派作为一个本质上的欺骗组织，随着时代的发展，必然会被更加先进的组织所取代。
而这更先进的思想组织，就是第四级，更为现今的宗派。
就像夏国的诸圣院，就以“诸圣共治”的先进思想代替了前朝“皇权神授”的思想，这是发展的趋势。
夫形以检物，巧伪必生；名以定物，理恕必失；誉以进物，争尚必起；矫以立物，乖违必作；杂以行物，秽乱必兴。斯皆用其子而弃其母，物失所载，未足守也。然致同涂而异至，合旨而趋乖，而学者惑其所致，迷其所趋。观其齐同则谓之法，睹其定真则谓之名，察其纯爱则谓之儒，鉴其俭啬则谓之墨，见其不系则谓之杂。
随其所鉴而正名焉，顺其所好而执意焉。故使有纷纭愤错之论，殊趋辨析之争，盖由斯矣。又其为文也，举终以证始，本始以尽终。开而弗达，导而弗牵。寻而后既其义，推而后尽其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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