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得湖弄湖弄皇帝高兴不是？
而“新贵族”这个阶层，无论是转向海洋的军功勋贵，还是依靠大明帝国国家资产的代理人角色的宗室，毫无疑问，都是需要紧紧地团结在伟大的大明皇帝陛下周围的。
而后，姜星火继续分析到，除了“新贵族”，通过更化变法，大明未来还会产生名为“手工工场（非工厂）主”的新阶层。
也就是说，当化肥等农业增产技术推广开来后，在一定时期内，本就人少地多的大明，粮食将会出现极大富余的情况。
这就会导致，如果海外贸易全面铺开，那么必然会产生华夏传统拳头商品，譬如瓷器、丝绸等物品的供小于求。
那么就构成了将一部分人口从农业生产中脱离出来，如同宋朝那样，进入经济较为发达的城池，成为手工工场的工人的前提条件。
而手工工场的主人，也将会从生产贸易商品中，获得巨额的利差，继而成为经济地位较高的、新的社会阶层。
姜星火同样通过精神分析理论，剖析出了“手工工场主”这个新阶层的整体心态，也就是在经济上骤然暴富，又缺乏对应的庙堂地位，偏偏自恃与传统低买高卖赚取差价的商贾阶层还不一样。
那么没有新的引导性的文化，“手工工场主”就必然会倾向于向封建贵族的作风习惯学习。
这不单单是附庸风雅，更是新阶层企图获得社会认同的必由之路。
当然，这个过程必然是曲折的，而且还会引出第三个新的社会阶层。
“手工工场工人”。
所谓的“手工工场工人”，顾名思义，自然是刚才所说，在一定历史时期内农产品大量富余，且对外贸易导致手工产业劳动力需求激增的情况下，从乡村进入城池的农民。
对于这些“手工工场工人”的整体心态，姜星火则称之为“异化”。
姜星火借用了先圣的经典理论，认为这种精神上的“异化”，包括了三个部分。
其一，与手工生产过程相异化。
在大明，对于进入大明城池在手工工场里从事劳作的农民来说，劳作仅仅是生存的手段，而劳作过程也注定是极为辛苦的，丝毫谈不上有什么教育意义或者充实体验。
换句话说，在大明手工工场中劳作，就是在无意义的消耗生命。
因为需要收入，他们把这些时间用于在大明手工工场中劳作，每个人都只拿到微薄的报酬，还要被房东和其他的收账人掠夺，最后只获得些许残余。
也就是说，这个阶层本身与手工生产过程是相异化的，在大明，手工生产过程与他们紧密相关，坦白地说，却又毫无关系。
其二，与手工生产的产品相异化。
在大明，这个阶层会不断地从事手工工场的生产劳作，而生产出的丝绸、棉纺织品、瓷器、陶器等大明贸易产品，却注定只属于同为新阶层的“手工工场主”。
所有的骨痛、头疼、汗水、精神痛苦、外伤、重复和压力，都是为了生产为“手工工场主”牟利的手工业商品。
在大明，“手工工场主”以此为代价变得富有，这个阶层创造的手工生产产品越多，为“手工工场主”生产的财富就越多。
然而对其本身来说，创造手工生产产品无论是精神上还是肉体上，通常都是极为痛苦的一件事，但这同样意味着，会给“手工工场主”带来享受和快乐。
其三，与自然和他人相异化。
在大明，由农民蜕变来的这个阶层，很容易会在忙碌的手工工场劳作中变得麻木，继而感到极度的孤独与自我价值的缺失
当然，大明的手工工场主们，也一定会向这个阶层宣扬他们如何通过种种先天地优势或后天地努力，成为生活优握，甚至可以比肩大明传统封建贵族的新阶层，并声称只要足够努力地生产手工业商品，他们一样能够成为自己。
姜星火将其称之为“虚假意识”，但是事实上，其中的绝大多数永远也不会成为“手工工场主”或者哪怕只是致富，无论他们劳作得多努力，也只能勉强维持生存。
在信件的第三部分，姜星火则指出，所有基于有可能的更化变法所产生的新阶层。
无论是“新贵族”，还是“手工工场主”，亦或是“手工工场工人”，这些新阶层，都无法也不可能对皇权造成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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