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军垦城第三天，杨威就坐不住了。
“建疆，再去一趟北疆。”
张建疆正在啃苹果，差点呛着。苹果渣从嘴角喷出来，溅到桌上摊开的那张北疆地图上。他一边咳一边瞪着眼睛看杨威：“又去？不是刚回来吗？咱们的屁股还没把椅子坐热呢！”
“这次不一样。”杨威站起来，声音里带着一种张建疆很少听到的东西——不是冲动，是某种沉淀过的决心。他走到窗边，看着军垦城灰蒙蒙的天，“上次是去看，这次是去干。”
张建疆愣愣地看着他。窗外是军垦城最普通的街景——几排光秃秃的白杨树，一条结了冰的排水渠，远处兵团大院的红旗被风吹得猎猎作响。他认识杨威十几年了，太了解这个人。杨威说“去干”的时候，那就是真的要去干，拦不住的那种。
“干什么？”张建疆把苹果核扔进垃圾桶，擦了擦手，“你总得让我知道咱们去送什么死吧。”
杨威没回答。他拎起外套就往外走——那件洗得发白的军大衣，还是杨革勇年轻时穿过的，袖口磨出了线头。张建疆看着那个背影，骂了一声，抓起自己的包跟上去。
“哎，你等等我！我连口热水都没喝完！”
两个小时后，车子已经行驶在通往北疆的荒路上。
车窗外的世界像被谁摁了暂停键。雪不是在下，是在倾泻——大片大片的雪花砸在挡风玻璃上，雨刮器发出吱嘎吱嘎的声响，像老牛喘气。天地间白茫茫一片，分不清哪儿是天哪儿是地，只有路两侧偶尔闪过的电线杆提醒着他们还走在人类文明的边缘。
杨威开着那辆破桑塔纳，眼睛死死盯着前方，嘴唇微微翕动，像在念叨什么。张建疆侧耳听了听，断断续续飘过来的词是“枸杞”“渠道”“培训”“品种改良”——全是上次在北疆调研时记在本子上的东西。
“杨威，”张建疆把双手插进袖筒里，缩着脖子说，“你这是魔怔了？从北疆回来才三天，你就跟丢了魂似的。昨天晚上我起来上厕所，看见你房间里灯亮着，进去一看，你趴在地图上睡着了，脸上还印着塔城的地名。”
杨威没理他。方向盘在他手里微微打滑，他握得更紧了。
张建疆叹了口气，把脸转向窗外。他想起三天前从北疆回来的路上，杨威也是一言不发，就那么开着车，眼睛里有一种他形容不出来的光。不是兴奋，也不是焦虑，更像是一个人找到了某个丢失了很久的东西，正小心翼翼地捧在手里，不敢松，又不敢攥太紧。
下午三点，他们又到了阿依江的办公室。
阿依江正在看文件。桌上摊着一摞报表，旁边是一杯已经凉透的茶。她穿着一件深蓝色的羽绒服，头发扎成马尾，额头上有几道被工作刻出来的细纹。听到门响，她抬起头，看到杨威和张建疆裹着一身寒气走进来，愣了一下。
“怎么又来了？”她把笔放下，目光从杨威脸上扫过，“这才回去几天？你俩是属陀螺的，闲不住？”
杨威没脱外套，也没寒暄。他径直走到阿依江对面坐下，椅子被他坐得吱呀一声。他盯着阿依江的眼睛，开门见山：
“姐，我想好了。先从最难的开始。”
阿依江挑眉。她认识杨威二十多年了——从他还是个鼻涕娃的时候就认识。她见过他逃课、打架、被杨革勇追着满院子跑的样子。她也见过他从非洲回来时那双空荡荡的眼睛。但此刻坐在她面前的杨威，和以往任何时候都不一样。
“最难的？”她靠回椅背，双手交叉抱在胸前，“说说看。”
“对。”杨威说，声音平稳得像在念一份已经打了无数遍腹稿的发言稿，“你上次说的那些地方，哪个最穷、最难搞，我先去。”
阿依江看了他一会儿。办公室里很安静，只有暖气片发出咔嗒咔嗒的声响。窗外，北疆的风把雪吹成一道道白色的烟。她拉开抽屉，从里面拿出一份文件，放在桌上，用指尖推过去。
“塔城那边有个牧场，叫红山牧场。”她看着他，“三百多户牧民，主要是哈萨克族。草场退化，羊卖不出去，年轻人全跑了，剩下的都是老人和孩子。去年的数据——人均年收入不到两千块。冬天最冷的时候，零下三十多度，有些牧民家里连煤都烧不起。”
杨威接过文件，翻了几页。纸上的字密密麻麻——草场面积、牲畜存栏量、人口结构、贫困发生率。每一个数字都是一颗钉子，扎在他手心里。
“这里我去过。”张建疆凑过来看了一眼，脸色变了，“十年前去过一次，给那里送过一批救灾物资。路特别烂，开进去要三个小时，底盘磕了不知道多少次。牧民住的还是土坯房，冬天漏风，屋里和屋外一个温度。有个老大爷拉着我的手说，小伙子，我们不要东西，你帮我们把羊卖出去就行。”
他说完看了杨威一眼，欲言又止。
杨威合上文件。动作很轻，但有一种不容置疑的力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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