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方指挥部内，有人沮丧，有人咒骂，但并不能改变既定的事实。
他们的副指挥中心启用后，很快又被安北武装给锁定、打掉。
在参谋长“阵亡”后，正在包围圈内指挥着部队，跟围攻的安北武装做殊死抵抗的军事副主官，再次顺序接过了指挥权。
——蓝星兔家的战场指挥权，一般是由军事主官、参谋长、副军事主官依次往下顺序接任，郑伟即便是级别再高，也轮不到他。
除非是他威望很重，或者主要军事主官都牺牲殆尽了，这是用血的教训换来的一个制度！
蓝星兔家的军队，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都是郑伟在部队中，拥有最终决策权的，包括在军事战斗中。
如果军事主官与郑伟的意见发生冲突，那军事主官最终也要服从郑伟的命令。
但这个规定，在1942年的时候，戛然而止了。起因，是一场惨痛的教训！
当年日伪军对冀中根据地展开了一次大扫荡，冀中军区第八军分区时任军分区常司令员与王郑伟，带领军分区机关和23团成功突破了封锁线，跳出了包围圈，但30团却被敌人围困住了。
常司令与王郑伟商量后，决定回援，救出30团。
当他们刚找到30团，与他们汇合后，意外就发生了，日伪军同样发现了他们，开始对他们实施合围。
常司令的意思是，立刻撤离、甩开敌人，以免被敌人给包围，但王郑伟的意思却是，留下来打运动战跟敌人周旋，不能放弃根据地。
他们两人的意见，也说不上谁对谁错，可能只是出于各自认知的不同吧。
最终争论的结果，是王郑伟动用了最终决定权，常司令只能服从。
但就因为王郑伟的这个决定，致使23团和30团这两个团，被四千余人的日伪军包围，最终落了个全军覆没。
常司令在战斗中英勇牺牲，王郑伟被俘后自杀殉国！
常司令可是红军时期就成长起来的优秀军事主官，事情传到总部后，全军震动。
很显然，这次失败原本可以避免，症结就在于两位主官意见不一致，导致军事主官的指挥意图未能贯彻，才酿成的一幕惨剧。
经过讨论之后，总部立刻下令：“取消郑伟的最终决定权，在军事指挥方面，军事主官具有最高决定权。”
“如果两位最高主官有意见冲突的情况，事后都要向上级总部反馈，但在当时，军事必须服从军事主官，生活、正质和管理，由郑伟说了算！”
也就是从那以后，在非特殊情况下，郑伟就没有军事决定权和战斗指挥权了，这个军政分工制度，一直延续至今。
由于目标点已经被红方占据，对安北武装来说，时间已经非常的紧迫了。
不光要解决掉眼前的这些“敌人”，还要赶去抢夺目标点，那边肯定也是一块儿难啃的骨头，还指不定要打多久才能拿下来呢，所以已经没时间让他们在这里耽搁了。
郭晓东也是发了狠，把手头所有的兵力，一股脑的全部推了上去，手里能动用的无人机、巡飞弹、火炮、直升机、轰炸机，就跟不要钱似的往红方头上砸。
对于安北武装这样奢侈的“打法”，蓝星兔军方的人，当面向徐斌提出了质疑。
徐斌却只是淡淡的回了一句，“这种消耗，还在我们的承受范围之内”，就堵的蓝星兔军方哑口无言。
是啊，人家打仗花的是自己的钱，又没花你蓝星兔的钱，你跟着瞎操什么心啊！
当然，在此时安北武装的这种打法，更多是数据上的，毕竟谁也不可能因为一场演习，当真就甩出数以千计的巡飞弹和无人机，以及无数的炮弹和炸弹吧。
他们更多的是，向导调中心汇报，我方用多少多少飞弹、飞机对某某目标进行了打击，然后导调中心会按照实际打击效果，来计算出对方的损失数据。
在安北武装这种不计代价的进攻下，红方的损失是节节攀升，双方的战损比，甚至超过了1:6，7。安北武装损失1，红方就要6以上。
这与红方指挥官，之前预想中的，“同归于尽”，或者就算蓝军胜，也是惨胜的情况，相去甚远。
因为，安北武装的进攻，可以说是用炮弹一寸一寸的砸着向前的，而红方的战士虽然勇猛，但很多时候，他们甚至连敌人的面都看不到，就被无人机丢落的炸弹和巡飞弹给清除了。
尤其是在被安北武装进行战场遮蔽后，他们甚至都无法对部队进行大规模的调动和调整，只要发现哪里出现电子信号，往往立刻就会引来“敌人”的炮弹洗地。
这种有力无处使的感觉，让红方官兵的内心，充满了愤懑，但却不得不接受这个结果！
不是己方不勇敢，是这仗真的没法打啊，就算想跟敌人拼刺刀，至少你也得先能跟敌人碰着面不是？
现在的情形就好比是一个，十八般兵器样样精通的武功高手，偏偏他的对手，手里却是端着一把AK，你说怎么打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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