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杜甫《岳麓山道林二寺行》诗:“莲花交以响共命鸟，金榜双回三足乌。“仇兆鳌注引黄生曰:“三足乌，即日也。“
宋代陆游《月夜短歌》:“明星虽高未须喜，三足阳乌生海底。“
《楚辞·天问》王逸注云:“尧命羿仰射十日，中其九日，日中九乌皆死，堕其羽翼。“则三足乌当指日之精。
在《山海经》中有“金乌负日“的神话传说，如《山海经·大荒东经》:“汤谷上有扶木，一日方至，一日方出，皆载于乌“，《淮南子·精神篇》中说“日中有陵乌“，郭璞注解说“中有三足乌“。也有多处关于帝俊之裔“使四鸟“的记述，如《大荒东经》中说“有葛国，黍食，使四鸟:虎、豹、熊、罴“;“帝俊生中容，中容人食兽、木实，使四鸟:虎、豹、熊、罴“;“帝俊生晏龙……食黍，食兽，是使四鸟“;“帝俊生帝鸿，帝鸿生白民，白民销姓，黍食，使四鸟:虎、豹、熊、罴“;“帝俊生黑齿，姜姓，黍食，使四鸟“。《大荒南经》中说“帝俊妻娥皇，生此三身之国，姚姓，黍食，使四鸟“等等。这也进一步说明这个时代的古蜀人是“崇鸟崇日“的。
这和三星堆文化中的“崇鸟崇日“习俗是一脉相承的。三星堆遗址出土的考古材料中的众多“青铜鸟“、“圆日形器“和有着10只鸟的“青铜神树“，以及《山海经》等文献记载中的“十日神话“的传说等，无不说明了三星堆文化中的古蜀人也是“崇鸟崇日“的。
“民以食为天“。特别是在农业发明以后，一方面，古蜀人对于自然的依赖更加严重。人们既靠地，希望土地能生长出好的作物，又靠天，希望能够风调雨顺。然而，靠“天“，“天“威不可测，风、云、雷、电肆虐，雨、雪、冰、霜侵袭，更要命的是旱、涝之灾，饱受其苦的古人就有了“十日神话“和“大洪水传说“，也就有了治水的大禹、鳖灵和射日的后羿这样的英雄;靠“地“，“地“也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所有的这些不可抗拒、不可理解的自然现象和自然灾难又几乎都是与“日“有关，而代表上天的“日月星辰“中，又以太阳为最突出。因此，“太阳“就成为各地先民崇拜的对象，祭“日“就成为必然。古蜀人尤为突出。以鸟为图腾的古蜀人在崇拜太阳的同时，很自然地把太阳和鸟联系在一起。
另一方面，古蜀人首先又利用历法为农业生产服务。古人采用的是观象授时的办法，来预告农事进程。即观测自然现象来判断农事季节。比如:作为候鸟，鸟是可以用来判断农事季节的。“野人无历日，鸟啼知四时“。因此，鸟也可以代表四季。历法的先进性就是以历年和太阳的回归年之间的无限接近为前提的，而要准确地测量回归年，最简单而又确切的方法是测量日影的长度。因此，崇拜太阳和鸟的古蜀人在总结历法的过程中，是离不开太阳和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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