似乎就是那么一回事，自中原板荡之后，文化就是向南转移，导致五胡乱华和南北朝结束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原的文化圈没能恢复元气，还是要等隋室的李阀结束战乱建立大唐，花了数十年才将文化圈重新兴盛起来。
现如今是羯族统治刚刚结束没多久的时间段，历经各族胡虏的肆虐，能逃的都逃向南方，尤其以各世家和豪族最能逃，中原的大多数人连活下去都显得艰难，哪有那个氛围去搞什么文化，北方的文化自然是显得贫瘠。
原本的东晋小朝廷治下，文化氛围还是相当的浓烈，诞生了不少这个XX家那个XX家，尤其以书法家、思想家和玄学家最多，还都能遭到追捧，名气大的人比比皆是。
刘彦下达招贤令，不止是吸引了听到风声的山门中人，南方可以说是倾巢而动，谁也不想被隔离于“治世集团”之外。
汉国已经建立将近九年，一直没有任何一个学说能够成为“核心”，那是文化人有目共睹的事情。他们本以为新生的汉国会是兵家和法家霸世，将走向秦帝国的老路，“改换门庭”学习法家典籍的人不知道有多少，尤其是以向军事靠拢的人最多，还不是为了能在新的“治世集团”能有一席之地？
招贤令的出现必然会引起轰动，不止是君王需要贤才，还代表着君王其实很需要一个“核心”学说。那是不是说君王其实没有想让法家霸世，是君王根本就没决定以哪个学说成为核心？
儒术霸世已经是数百年的事情，实际上有的是想着要酝酿反击的人，偏激一点的人甚至都有了鱼死网破的决心，想着无论如何也不能重新让法家崛起，怎么样都要维护儒家的霸主地位。要是刘彦没有下达招贤令，不管时间过了多久，儒家的反击也必然是会出现，只是以何等方式出现而不同罢了。
现在还有法家吗？很显然是有的，只是法家门徒装了数百年的儒生，装的连自己都不确定是不是法家一员，再来是相当多的法家典籍是一改再改，真的需要时间来重新净化一下。只有法家典籍被重新整理，才有可能出现新的法家大能，也才能重新让法家成为秦帝国时期那样的显学。
可以确定的是正因为“儒皮法骨”的戏码上演太久了，真的没有法家大能的存在，要不八年的时间足够在法家大能的率领下将朝堂经营成铁桶。毕竟刘彦是真的在以律法治世，给出了法家发展的绝佳环境，可到了元朔八年末尾的阶段，依然是那个样子。
“乱世当用重典，自是法制崛起之时。”
罗含今年已经五十七岁，可是从模样看去竟然像是三十来岁的中年人，他与一众友人抵达关中之后，入了旧长安城是被安排在驿馆之内。
不管谁从哪里来，走了那么远的路，一路上必然是能用眼睛看到汉国的实际状况，不少地方已经从战乱中走出来，可要说能发展多好真的未必，更多的地方则是依然能够看到战乱过后的破败。
想要对治国发表什么言论，首先要了解国家当前处于什么状况，很显然的是汉国是有赫赫兵威，但国内状况真与天朝盛世该有的景象差距太远。
“重典可压制宵小，使坏人不敢为非作歹，使社会恢复有序。以法制人却难有真正盛世，唯有道德深入人心方能有真正的大世。”
这个也是儒家门徒普遍的看法，他们没有无视法律的必要性，可又认为只有让一个人从内心里真正成为一个有道德的人，才能真正根治乱象。因此他们重视道德的教化，远比普及法律的重要性要多得多。
让所有人都成为有道德的人？儒家为了这个目标已经奋斗了近千年，却是从孔子他老人家开始。孔子创建了儒学，目标是让儒学成为治国之学，本人不断奔走各国求官，众门徒也是奔走在当官的道路之上，还是知道至少得有权才能将儒家的治世手段有施用的舞台。
可惜的是春秋各国战乱不休，儒家真不适合那种大争之世，少数几个使用儒学治国的诸侯国也很快灭亡，导致各个诸侯国更是对儒学唯恐避之不及。
事实上孔子的儒学和他升天之后的儒家已经不是两回事，要说各个学说哪个被改得最多，那么绝对是儒学。
先汉独尊儒术之后，各个学派销声匿迹，然而各个学派并不是真的消失了，是成了隐藏在儒家的卧底，尤其是以法家玩得最为手段高明。自先汉到五胡乱华，出了不少以法制而闻名的大儒，有了春秋战国那么多儒学门徒却是法家大能的例子，也没人觉得有什么奇怪的地方，顶多是觉得“中出叛徒”了。
“孔曰成仁，孟曰取义。如今乃是我等成仁取义之时。”
说话的人叫张亢，就是当世闻名的“三张”之一。他的年岁大约在四十左右，曾经做过西晋的蜀郡太守，注释过诸多典籍，以《明堂月令》和《中台要缀》最为出名。
“三张”说的是张载、张协、张亢，三人是兄弟，在各自的领域都有着很高的建树。这一次却是只有张亢入关中，他本人虽然注释过不少的经义，可最拿手的却是音乐和伎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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