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句俄国的谚语是这么说的：在自己家里，墙壁也能帮助你。
17世纪末的俄国是一个落后的国家，在一定程度上还处于中世纪的水平，年轻的彼得大帝希望俄国能与欧洲重新接触，于是他就在自己的苏格兰谋士帕特里克·戈登和日内瓦人弗朗索瓦·莱福特的陪同下开始了“壮游”的旅程。
“大帝”给人的感觉好像总是很严肃，但年轻时的彼得可是个很会玩闹的人，从17、8岁他就开始了莫斯科的夜生活，因为身材高大，而且必别人能喝，他在非官方组织“搞笑者和小丑们最疯狂最烂醉的宗教会议”里非常有名。
“那边”是东正教，教会代表指责这个团体堕落的行为，另一方面却有很多修道士把参加“宗教会议”的畅饮当作是一种荣耀。事实上要不是***教禁止喝酒，其实俄国人也不至于对东正教敞开大门。
后来喝赢了半个俄国的彼得大帝忽然醒悟了，他不能让人民继续这么烂醉下去，为了让人民保持清醒，他决定引入啤酒代替伏特加。
俄国一直不是个只喝伏特加的国家，他们还有蜂蜜酒和格瓦斯，不过这两种酒普遍都是小孩子喝的，一直到叶卡捷琳娜女王的时代，喝啤酒才被接受过教育的城市居民接受，而这也是因为啤酒经过了改良，比在欧洲的同类更加“够劲儿”。
俄国人的早餐都是从一杯伏特加开始的，但伏特加陪黑麦面包和酸黄瓜不如波罗的海的波特啤酒，这种黑啤非常适合搭配俄国的前菜。
这种啤酒在英国是一种下层发酵的啤酒，所以颜色近乎于黑色，带着一丝巧克力口味，余味中能尝到甜橙和啤酒花的味道。
它最早是从宫廷里流行起来的，后来被称为皇室啤酒——“帝国司陶特”，从18世纪开始圣彼得堡及其周边的酿酒厂酒开始酿造类似的深色啤酒了。叶卡捷琳娜女王以前是德国人，她非常喜欢麦芽饮料，在她的婚礼上她酒带来德国的酿造啤酒。
波罗的海贸易关系着很多人的生计，随着汉萨同盟的衰落，英国和俄国的贸易越来越重要。17世纪的啤酒因为运输问题，酿酒厂最多只能是当地的企业，供当地饮用。后来神圣罗马帝国里建造了大而稳固的乡村公路，让沉重的谷物和啤酒运输车可以轻易在路上前行，然而和海运相比不仅捉襟见肘，并且投入大于收益。
于是叶卡捷琳娜女王发现俄国的啤酒不对她的口味，她每年都从伦敦订购大量的深色啤酒运往王宫。并且她还聘请了英国酿酒师，将俄国的啤酒进行了改良。
除了国内啤酒制造的改革外，俄国贸易也在蓬勃发展，啤酒进口变得简单了，出口也同样简单了，英国啤酒和俄国啤酒都有各自的顾客群体，有俄国人喜欢英国的啤酒，也有英国人喜欢俄国的啤酒，一个旅行作家在回忆圣彼得堡之行时写道：我从来没有喝过比这更好、更醇厚的波特黑啤。
俄国上层人士喝的黑啤在荷兰的码头都是码头工人喝着解压的，等彼得老了，他开始认识到让人民清醒已经不是国家的核心问题，再说伏特加可以给国家带来可观的收入，于是最穷的农民也开始饮用清淡的啤酒了。
如果拿破仑不能精准记住每个邮件的路线和距离，他也不至于会拦截下那些从威尼斯共和国发出，要受贿给督政府重要人物的汇票和信涵，然后从法国那边发出命令，阻止拿破仑继续进攻，这一点法国的邮政大臣也做不到。
乔治安娜光想着给农民的粮食找销路，她根本不知道帕尔图还有彼得大帝、叶卡捷琳娜的事。
她这不算是犯错，只能说是歪打误撞，就跟她稀里糊涂把拿破仑要送给苏丹的挂毯当成苏丹送给拿破仑的挂毯，放在了杜伊勒里宫食堂里差不多。
拿破仑离开埃及前，赫舍伊们也同意了可以以做善事为前提喝酒。
如果说喝啤酒就是帮助孤儿寡母，那就是在做善事，就是啤酒不如朗姆酒“够劲儿”。
小威廉·皮特自称是独立的辉格党人，如果他想重新坐上首相的位置那么如果能得到托利党支持是最好的，又恰巧托利党是土地贵族，干啤酒贸易免不了会需要麦子，谁会嫌自己支持者多呢？
最关键的是其中涉及了俄国，拿破仑的一向主张是处理了外交问题后再处理经济问题，而乔治安娜则觉得那么多人的利益牵扯其中，棉纺织业总不能还“力排众议”了，高关税造成他们的利益损失从别处捞了回来，这就是她找到“泄洪区”。
要说他们交的税支持了英国海军，那么还要顾及军方的意见。关键是他们为了抗税搞了那么多小动作，还举行了一个凯旋仪式，即便小威廉·皮特不是个小气的人估计也被气个半死。
换一个说法，当失业从经济问题变成政治问题，那么就不是经济能左右的了。失业者往往会向教区求助，而也正是教区的孤儿院将孤儿包装当成“学徒”，成为名副其实的童工，抢走了失业者们的工作，造成了失业者向教区求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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