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部长！”常凯申答道。他心中感到意外的轻松。
“任务是：在那个地区有敌人在活动；在那里，”吴四宝看看李广元，“在盐矿井中有属于党和民族的珍宝；剑已举起，应当砍断胆敢举起这柄剑的手。你们明白任务啦？”
“没有”常凯申回答，“我们是秘密机关，是些粗人．部长同志。砍断敌人手的可以是另一个人，我这里需要李广元；如果对问题有特殊的看法，李广元必须知道，否则他难以完成您交给的任务。”
“如果我认为有必要提到这件事的特殊性，我会这样做的，老常同志。”吴四宝不动声色地说，“我下面的人会给李广元必要的帮助。”
“不，”李广元支支吾吾地反驳说，“您的人是个非常有性格的人，部长阁下，他是盲目的证人，请原谅，他什么也看不见、听不见，他只会重复上级发给他的口号。这样我们无法工作。”
李广元本想说，他将努力寻找可靠的行动线索。他需要从这里脱身。从常凯申反对他的边区之行可以断定，勤务兵的遇害正是为了使他失去行动的自由。他明白常凯申的把戏了。现在他可以离开，可常凯申不愿意。此刻要反对常凯申就意味着整个设想的失败，因为即使吴四宝下了命令，而且常凯申在这间办公室也不得不表示同意，但当他们离开这里后，常凯申还是个有地位的主人。不，应当一言不发。应当听着，而且等待着，即使这种在精神上感到痛苦的等待难以忍受。
吴四宝明白，必须找到摆脱复杂处境的出路。他不打算屈服。那些从前曾经是行为准则的东西现在似乎成了儿戏。但是应当寻找一种不降低部长威信的脱身方式。吴四宝搞这一手很在行。
“如果您高高在上，坐在中心，常凯申，对各省的人甚至是高官疑神疑鬼的话，我就无法打消您的疑心了。从各方面的情况看，敌人在行动，他们在丁末村的指挥部里有人。对，正是这样。他的别墅中有第六处的特别小组，敌人在那里活动。你们明白任务的微妙之处了吗？丁末村亲自监督报务员截收东西方消息的工作。如果有人对您说，敌人在和咱们的76号合作，您该怎么办？作为一个诚实的人，您一定会打断这个人的话，指控他造谣中伤。我不认为您会与敌人为伍。”
李广元微微一笑：“那又为什么？从我们的职业看，部长阁下，甚至是有益的：一种开始游戏的极好可能性。”
吴四宝站起身：“您要向我证明，丁末村在悄悄地进行游戏，而不是谨慎义狡猾地把敌人藏在自己家里。要把你们的上司绝对可靠的证据放在我的桌上如果您心中对他的忠诚有一丝怀疑的阴影，就要立即向我报告。您亲自来，在这里或者是在总理府。”
于是李广元提了个问题。这个问题可以使他有所进展，能够赶在常凯申前头，摆脱他的监督，同时又不使他生气，给他留有做出最后决定的权力。
“您的手下对来人的这种特殊地位会持什么态度？该如何对待他的嫉妒、监视和对我发号施令的欲望，排除这种矛盾吗？”
“我给他打电报，告诉他您是独立的，在按我的命令行事。呢，我不排除他会嫉妒的可能性。如果检查的结果是好的，您就同我联系，并把情况告诉他。如果您发现了悲剧，如果您看清了丁末村不忠，对我派去的人只字不提，不要说，直接来找我。”
常凯申说：“谢谢，尊敬的部长，现在我们考虑这件事就比较容易了。”
他明白李广元在急转弯处超过了他，他又一次对这个人的智慧和准确性表示钦佩，所以他决定摊出自己的王牌。他认为，这张王牌足以使李广元留在柏林，或者至少会使他尽快从任务地点赶回来，象嗅到血腥味的猎犬一样。
“就在这几天，部长，我的手下把有关俄国、中共、日本的材料全部交给了我，仍外还有一部分法国的材料。这是我向他要的。这些材料极其珍贵，难以用语言描述；如果说你那边的‘博物馆’价值上亿，那么我的那些文件就简直是无价的。我打算委托李广元对这个情报库进行挑选和清点。这些情报是有关巴黎、莫斯科、贝尔格莱德和华沙的上层人物的。今后我们会同他们打交道的。我的的文件要改写到五十页。我坚信，李广元比别的人更胜任这项工作。”
“可以先选一个能初步将情报分门别类地整理出来的人放在那个位置上嘛。”
“我不愿意当面夸奖李广元，然而的确没有人能比他干得更出色。如果有人先进行了整理工作，那往后就很难分门别类地划分军队、工业、意识形态。”
常凯申迟缓地望了李广元一眼，似乎等着他帮忙说，“我准备立即开始工作，待初步整理之后再动身去那边。”然而李广元一声不响，两眼始终盯着吴四宝，似乎在证明，他没有最后做决定的权力。
“不：”吴四宝说，“无论如何李广元要到那里去，因为根据专家的意见，电报发给了关键人物，发给了他的情报中心。尽管军人恫吓我们，说对方可能就要开始进攻，但现在战场上暂时平静。李广元以自己的节奏在那边工作三五天，然后返回南京，整理你的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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