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务员高兴地迎接他，又建议喝一杯热茶。
李广元谢绝了。
他抱怨了两句，随后把中心发来的密电交给李广元：“请进一步提供情报。在被否定之后，与西方谈判的幕后人是谁？谈判将在何地进行？能否至少报告一个参加者的姓名？为了搞清您目前处境的复杂性，请尽可能经常保持联系。”
李广元把一份密电交给报务员。这是危险而复杂的反措施的第一步。他决定开始采取反措施，不等联络员了。如果女人发出他那封电报，自然就暗示要派联络员来。
“我派我的人予明日十九时零四分乘轮船前往边区。由于思想上的原因她在为詹国强效力，对您来说，此可能起到灯塔的作用，照出她奉命结交的那些人。我将同他一起在路上逗留两天，然后我与您在国外联系。出于保密和对詹国强担心布尔什维克了解此事的考虑，在我第一次赴边区时请不要派联络员来：您准备存入我在银行帐号的款子，请改存入您在指定的银行。”
有关“那笔款子”的一段话事先没有和中心商定，但从这些话的含义中上级可以猜到。将有人从延安去西北找她。她会口头转达他要说的话，他李广元，决心完全相信她。
但她什么也没有转告派到码头与她接头的人。三辆警车和一辆救护车等待着渡船。人们用担架把她抬下来；她死了。警察在有毒的杯子上发现了未曾登记过的人的指纹。李广元送她到头等舱时用过这只杯子。这是76号的人做了手脚。李广元和她刚刚离开船舱到甲板上话别，常凯申特工小组的一个动作敏徒、身材瘦小的人潜入舱内，拿走了这只杯子。半小时后杯中己放了一克致命的毒药。这样一来，假如李广元决心逃离，那么无论他在世界的哪个角落，都将被作为一名暴徒和杀人犯受到刑警的追捕。
但是在第二天，死去的人却准确地按照约定的时间从边区给李广元发来电报，称已开始做身边人的工作。
“同本人接触是不可能的，他刚刚化名去高级官员会晤。讨论在西线单方面讲和的条件。”
转发给莫斯科的这条消息属实。
(李广元对女人之死一无所知，而中心明白电报可能被敌人破译，因此在这场特殊的游戏开始后，没有将此事通知他。)
情报机关得到准确情报：在收到密电的同一天，的确有人同詹国强在领事馆会晤。
调查局局长把“绝密文件”同律师的谈话记录反复看了几遍。预先向饭店老板订了一桌丰盛的饭菜，他的人就在餐桌上巧妙地安装了特殊装置，录下了他们的谈话内容。调查局窃听了所有朋友的电话，为的是不要给完成他的的“特殊指令”造成困难。
现在两人一样日子不好过，他必须要了解他的强有力的竞争者、或者说是在生存斗争中可能成为盟友的人在事业上出了什么事。不过，领导暂时没有公开指责他，他们有非凡的记忆力，他始终记得过去是干什么的。
此刻他翻动着一些小纸片，上面标有“绝密，仅此一份，应销毁”的字样。内容对美国来说是危险人物的谈话。
是的，是这样。
正是干出了他们背后的人所仇恨的事：他承认了敌对知道的政党，在那边设立了大使馆，和他们的领导坐在一张桌子前；他承认了那边拥有平等地参加战后事务的权力；他阻挠大财团为西方保留来取的必要步骤。领导的权利被抬高了。相信传说，而达正是一个政治家所忌讳的。讲故事的人可把美丽的神话讲完一走了之。
他叫来自己的助手吩咐道：“伙计，我担心我们的领导忽视个人的安全问题。对，汪未经要完蛋了，但在垂死时他可能孤注一掷。我为我们的总统担心，所以，伙计，别怕费事，今天仔细看看有关书籍，起码必要身亡的调查材料，前车之鉴。”
“有关詹国强认真地同那边接触的情报我们感兴趁。这个人是否是那位红十字会领导人？詹国强是否告诉过您他在西方与谁有联系，是请他去找的那个人吗？这一切是否是伪造的？中心。”
“詹国强是否有可能在提到名字时使用假名？是否谈到过他或者他的儿子？最后的会晤？他是否了解与他签约的人的真实名字？中心。”
手下发来了秘密情报，吴四宝感到极度不安。
现在所有人(显然是那些有可能得到情报的人)认为，军队在粉碎了主要的叛乱之后，已经将军队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到了一九四二年夏季，他们已成为最强大的力量。
这种看法是正确的，正是基于这个原因，吴四宝才采取种种行动，以维持元首身边力量的平衡。他利用在报刊、电台和举行大规模集会游行时发动一场强大的宣传攻势，提出了“光荣属于民族的可靠支柱卫队士兵”的口号。布置不是吴四宝计划中的一部分。他象以往一样为了纯净思想而工作。他真的认为，没有对军队歼灭性的打击，将军们就会在南京占上风，因此他认真地对待吴四宝随口说出的这句话：“现在，大部分留在后方的成员必须立即派往前线，编入军队，推上领导岗位。道德上的坚定和他们崇高的思想已经被事实所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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