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到昨天，直到与詹国强见面之前，常凯申还不知道这些谈判的全部真实情况。当然，他得到了部分情报，但是为了准备同李广元进行赌博，他没有向詹国强摊牌，他请求‘亲爱的同志’向他更详尽地解释局势。詹国强注意到自己同常凯申的良好关系，没有猜出这个人有自己的特别行动计划，于是向这位特务头子披露了他认为适宜披露的情况。
同时詹国强不知道常凯申已得知李广元的情况。常凯申象爱护眼球一样爱惜这张王牌，因为他的行动与此密切相连，这个行动是他今后的救命良药。他的针对俄国的设想将会轰动一时，世界的每一个角落都将会谈论这件事。西方最有权势的人将保护他这位设计妙计的人。他们善于评价一些能够采取最重要的行动的识时务的聪明人。常凯申是有能力的，其他人做梦也不会想到这么干。一句话，因为大多数人是个拘泥于细节的人。
听着常凯申的话，李广元油然产生了吸一支烟的强烈欲望，他的手指冰凉，但他克制住自己：“这么说，我在过去的全部努力对于某种非常重要、我难以想象的东西来说是徒劳的，是一个幌子喽？”
“我也无法想象，不过您在那边不是徒劳的，您帮我和吴四宝弄清了传动带的复杂结构。嗨，我们还是没弄清这个复杂结构的内容，尽管有一条传动带已经截断。”
“可倒霉的其他潜伏者怎么办？”
“他们暂时把他拉出了这场游戏。我觉得他们似乎把哪条线视为自己的主要后备力量，因为他毕竟控制着五十万大军，这是值些钱的。”
“那么这就是詹国强拉我去恢复还未破坏的东西的原因吗？”
“对这件事我的兴趣比您还大，李广元。在一个濒于破产的极权机构里，地位越高的人，越是关心整体，而不是个人。”
“您希望我去问詹国强吗？”
“他会马上处死您，一秒钟也不会耽误。不行，不能这样。您考虑一下，您有一个晚上的思考时间。这以后您再来找我一起探讨下。”
三小时后，常凯申看到李广元向中心报告同自己谈话内容的密电。
“妙极啦。”常凯申微微一笑，“让那边去想吧，让他去考虑那些现在在南京反对詹国强的人吧，让他去考虑美国人，考虑詹国强即将与日本人订立同盟的事情吧；让他做出选择，他现在可以进行选择我向他推荐自己，吴四宝也和我一样，在美国反对罗斯福并公开仇视克里姆林宫的力量越来越强。
如同所有着名政治家一样，美国总统相信自己的大本营。他认为，在拟定和修改政策的人之间出现的微小阴影也将给国家的事业造成难以补救的损失。
因此，在收到俄国领袖就英美情报机关在南京和日本的人接触一事发来的措词强烈的信件后，总统思考了很久。必须向亲信们十分委婉地提出要求：必须在国务院、五角大楼和杜诺万的战略情报局内查清，究竟是什么原因使那边表现出如此明显的不安和愤怒。在那边领导的信反反映出了这种不安和愤怒。
总统明白，华盛顿并非所有的人都会向他说出对中国在战后世界中的作用的看法。
他知道，国内的某些传统势力有多么大，有些人的概念是多么的古板，这些人同上一所大学，同去一个俱乐部，看同样的书，在同一个场地打高尔夫球，他们对报界赞扬的事物津津乐道，对《纽约时报》、《巴尔的摩太阳报》或者《邮报》对事物进行的实用主义的和不大令人信服的攻击感到厌恶。
因此，总统试图弄明白，在他给领导人的信件中完全是坦率的、最友善的口吻到底是什么激怒了那样一个巨头。
在听取自己大本营成员的意见后并同他的圈子里的人保持最良好的关系的同时，罗斯福独自做出了特别重要的决定。如果文件中有某个词在他看来过于含糊、不够明确，或者不必要的强硬或者相反太软弱的话，他都亲自修改。他迷上了一个作家的书。他觉得因果关系同规律这一概念有必然的联系。由于因果关系中包含着连续的思维的必要性，最终通过语言影响生活这一方式是生活的必要性的表达，所以总统两次让副官给他拿来装有关于有关事件的信函的卷宗。他深入地分析左右局势的东西，在学校受过教育的一个人物绝不会随随便使地对待一个词，罗斯福对此很清楚。
非常挑剔地看完自己的信之后，总统觉得文字完全得休。作为一个有经验的政治斗争的战略家，他知道在国务和党务活动家口中说出的话里预先安排的爆炸性词汇的价值。
所以，他勾勾划划，连一个标点也不放过，然后以认为自已是公正的和对同盟者真诚的心情把信放在一边，手指叉在一起，他心里明白，有一些他暂时不能、也许是不愿意回答自己的问题时时在折磨他。首先，为什么那边只字不提同日本人的来往。其次，关于这些谈判，那边为什么对他守口如瓶。最后一点，情报局对这些谈判至今未做一定的分析仅限于挑选和淘汰那些不完整的文件，这些文件似乎来自负责情报的密友手中，这该如何解释？
他不得不在心中承认，对这些问题再也不能置之不理了。中国在战争年代受到可怕的损失，却也在世界上赢得了巨大的声望，被看作是反对惨无人道的霸权中的主要力量。
军方交给他的一份备忘录证明，在西线各地段的敌对分子投降能带来实际好处，但中国人并没有认识到这种可能性，其责任在外交宫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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