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京方面有理由带着浓厚的兴趣看待其他国家的情报机构在外面表现出的愈来愈大的积极性。这不仅是由于这个组织的负贵人是布尔什维克的死敌，并且因为他的兄弟曾宣称自己是罗斯福总统的敌人，况且这不是在和平时期，而是在严峻的战事之秋，是在日本进攻太平洋地区被粉碎之前。当时日军还占领着新加坡、缅甸、高棉、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和菲律宾，而国军在缅甸同侵略者进行着浴血奋战。
情报机关的情报是来自在真正无形的住住是最危险的战线上同敌人作战的人，而不是那些夸夸其谈的人。对这些情报的分析是对所有抗日分子及其同僚的积极性产生怀疑的依据。
至于战略情报局，有两个事实使延安方面有理由对它做出更坏的预想。这些事实并非与间谍的活动站直接有关，但是通过研究却可以从中发现战略情报的欧洲处在盟国的活动。
引起大家严重关切的事实之一是盟国防谍报机关在远东的秘密战略观点。
同时所有国家的情报机关也了解第二个事实是美国秘密机构进行反对由戴高乐领导的为法国而战斗的爱国者的活动。
确信李广元同延安有联系之后，常凯申完全明白他该如何行事，因为他把针对那边的行动计划分为几个阶段，彼此之间虽没有直接的联系，但都服从于一个统一的总体构想。
所以，见到李广元后，他说：“好朋友，到自己住处换一下衣服。您的柜子里有晚礼服，对不？”
“您的人把枕头都拆开了。他们还看了我在棉垫肩里藏了什么没有，”李广元答道，“您要警告他们，要用线缝上。我是很机警的，分队长，我惯于发现蛛丝马迹象。“
“他们目无纪律！”常凯申叹了口气，“我会处罚他们的。我亲自指示过他们。”
“穿晚礼服做什么？”
“听音乐会”常凯申说，“战时经济部部长宋大文下令电站保证音乐厅的灯光，他特别喜欢的乐队，甚至因此和宣传部长吵了一架：宣传部长下令把所有乐队编入‘后备军人’，而他喜欢音乐。今晚就举办那个人的作品音乐会。”
“天呐，我把他的名字忘得一干二净陷，就是那个又聋又瞎的老头……”
“阿炳？”李广元说。他难过地望着常凯申“和您差不多的年纪时他已经死了，您可没管自己叫老头儿。”
“别生气，李广元，这叫多愁善感，有碍我们的工作。”
“晚礼服我会穿的可是在音乐厅不穿大衣我们会送命的，分队长。”
“您怎么知道？”
“我常去那里，一个月两次，您忘啦？”
“别总认为我时时为您放哨，李广元。只有在适当的时候、适当的地点才有人监视您。”
常凯申把大衣放进存衣室。衣架旁站着的是刚出院的残废人，原先南京人所熟悉的穿着装饰金带的黑制服的老人已经在饥寒交迫中死去。残废人干活不利落，打翻了号码牌，还碰了自己，疼得嘴里直哼哼。他们眉头锁得紧紧的，拾起牌子，嘴里嘟哝着骂人的话。脱大衣的人总共有三十人，还有一些住上装和燕尾服上套着短皮衣的人来参加音乐会。
常凯申审慎地坐在圈椅里。李广元看着他的坐姿感到很不舒服。他努力克制自己，并想躲到一边向他示威。
常凯申似乎明白了施季里茨的心事，微笑着说：“您可真有耐心，换了我会大喊大叫的。”
在开始演出时，李广元马上回想起，一九四一年在上海的“金客来”饭店，他调好莫斯科“共产国际”广播的频率，收听到在音乐学院大礼堂进行的转播，瓦西里·伊万诺维奇·卡恰洛夫在音乐剧中担任朗诵，导演是萨莫伊尔·萨莫苏德。
当时施李广元想到，俄国的导演水平远远超过了日本和美国。不过音乐艺术对处理方法的欣赏力、对舞台上出现个性的担心、对把大家赶在一起并置于在谁的领导之下的愿望开了一个罪恶的玩笑：在一些人的统治下，修建了庞大的公路干线，生产了威力强大的坦克和飞机，但却没有产生一部超出本国疆界的书，没有产生一部可以引起全球兴趣的电影、歌剧、交响乐、绘画和雕塑。国家社会主义的平均主义、号召研究传统、憎恨对新的形式的探索，使这个出现过许多思想家和诗人的国家的人民走向精神的贫困。唯有一些由于汪未经的垂青而得以成为标新立异的人。他的指挥风格超过所有人。当梅思品指出，应当结束这种不合常规的现象它分化了音乐家，促使他们达到自我表现的境界的时候，汪未经反驳说：
“那些指挥家在模仿我同手下讲话的风格。请不要妨碍他的自由，归根到底他宣传的仅仅是伟大的中国人。据我所知，他从未也音乐会上指挥独奏过其他国家的音乐。”
在比占领的上海，听到自己人演奏的乐曲时，李广元感到一种最崇高的自豪。他的喉头硬咽了。正是他的革命，他的同志向世界宣告了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艺术探索的飞跃。中国古老灿烂的文明时期可曾有过这样的飞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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