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阶段没有出现吴四宝的影子，队长。”
“由于他对周围人的鄙视，可怜的吴四宝他的心都碎了，老李，他带着一颗破碎的心继续生活。”
“这是为了进行某种阴谋在摆布我。”李广元心里说。“他们都了解这件事，而我却无法弄个水落石出。他们在戏弄我，倘若我不明白每一步棋的份量，那我的死期显然快到了。常凯申也好，梅思品也好，为什么都在耍弄着自己的把戏呢？他们交换了看法？看来是这样，他们在某些问题的谈吐上太相同了，没有丝毫两样。不过，这对我还是有利的。一种狂热的力量把他们聚集在一起，他们各自明确了自己的作用，他们的谈吐必然结结巴巴、相互重复。”
“哪里，”李广元终于又开口了，“如果肝、肾、大脑机能正常，带着一颗破碎的心也能对付着活一阵子。如果一个人由于傲慢的鄙视而心碎的话，他头脑中有别人意想不到的东西，那他就能生存”
“嗯，聪明您是个聪明人，所以我原谅您，若是别人，无论是谁我也不会原谅的。就是说，我没有必要向您隐瞒什么。如果我证实了您的叛逆，您知道我会怎么办，我们不是学生啦，在打架前还要用些空话彼此恫吓。就是这样，如果您知道我和您的上司在想什么，党内的继承人在想什么，那些举足轻重的人在办公室里谈论什么的话，那么无论是我还是您都无法了解吴四宝的心思。他在十分具体地考虑着不久的将来所进行的事情，您没有发现？”
“我想您搞错了，他同汪先生不可分离。”
“老李，不需要。他和汪先生的助手形影不离，然而却出卖了他。他同曾经的偶像陈大宽关系密切，却参与了处死他的行动。知道我为什么这样坦率地和您谈话吗？要知道我们从未这样清楚地披露问题的实质，明白吗？”
“不明白！”
“共军马上要进攻南京，老李，这就是结局。尽管我们可以在苏北高地延缓他们的行动。昨天晚上卫队长向上面报告，那边的兵力超出我们。是的，就是这样。我亲耳听到的。您打算死在大厦的废墟下吗？我是不想，所以我向您伸出了手，您要是抓住它并起誓，您只为我的事业效力，那我们俩就离开这里，也许是我们三人。”
“谁是第三者？”
詹国强迟迟没有出声：“如果是常凯申呢？”
“我不在的时候，你们已建立了良好关系？”
“和他不会有什么良好关系，但可以有工作关系。他的事业就是他的性命，所以他准备为此豁出性命。”
“可您不觉得常凯申是使您陷于灭顶之灾的法码吗？”
“是使我们，”詹国强在纠正他的话。“我们，李广元，不应该独往独来，不应当。”常凯申有的是我们想也想不到的情报。他处理关于‘绝密文件’案件，我只是参加了国外行动。他单独在南京进行调查，他留了一手，他绝不会拆掉所有的桥。我深信，他留下了某个支撑点，等着延安来的新客人。”
“也许打入内部的报务员也在等客人？”李广元心里想，“为什么不是？可能头一个客人就是我。”
詹国强点燃一支“老刀”牌香烟，认真地看着涂蜡火柴燃尽，然后右手象乐队指挥似的一场，把火柴梗扔在烟灰缸内。他接着说，“他同那边的谍报机构秘密小组打过交道，1938年底我去过，您大概记得这项工作。”
“当然记得，”李广元回答。
(怎么会记不得呢？该小组的失败几乎要了他的脑袋，一个地下工作者经不住拷打变节了，提供了证词，幸亏自己从未和他接过头，他的接头人从检查员办公室的窗口跳下去了。)
“他主管那个案子，他知道这个小组中有人留下潜伏起来。既然那个他负责的案件，我就不提七月二十日阴谋的参加者了，他们许多人的情况常凯申都知道。日本方面有人想窥探我们谍报机关在南京的秘密，他们对上述情况不大感兴趣，此人将来这种兴趣会变得贪婪而不可遏止。”
“他们现在关心的是与将军阴谋有关的一切，队长，”李广元指出。“他需要一个神话，他对此案很有兴趣，消您相信。您是正确的，现在他们满脑子想的都是帝国内的共党情报网。您认为，假如常凯申把我们的案卷随身带走，就不会被绞死吗？”
“如果在失败后他马上被擒，那他们可能匆匆忙忙把他绞死。但要知道，在我们任务的条件中有一个重要前提：不要被捕，尤其是在最初几个月里。以后就不那么可伯了，人们发热的脑袋冷静下来，情绪稳定后就需要做事情了，做正经的事。”
“您认为，常凯申也知道怎样逃走？”
“毫无疑问。他比任何人准备得都好”
“有事实吗？”
“有事实。我知道这些家史，老李，而且我已经暗示过他。他在估价各种力量，他已对我的力量进行了估价。他对共党问题的了解使我们的联盟尤为宝贵，我们将成为某种咨询事务所‘项目完成之后用现金支付，款子汇入中立地区，我们保证质量。为了使我的没想逐步变成现实，我们需要两个人，其中一人必须得英文非常流利。我的人有一套出色的卡片。他必须搞这些卡片。在此之前，派他去参加一次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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