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广元心里明白；审查就要开始了。“他想听听我对全部情况的看法，再根据情报机关的汇报和我电话谈话的释译以及监视站的报告，重新审核这种说法。他现在该站起身走向藏有录音按钮的柜子或者其他什么地方了。但他未必敢坐在我的对面，按下藏在衣裳里录音机的按钮。他是一个十分内行的职业特务，对于自己的对手往往是心中有底的。”
可是，常凯申并没有从圈椅中站起身来，只是把桌上的操纵台拉到自己的跟前，又按了一下电钮，说道：“我把您说的话录下来，然后我们一起来听听，如果有什么症结之处听不清楚，我们再回过头来重新分析。您同意吗？”
“当然赞同，”李广元说，这种情况已经有过多次了，他现在又一次对于这个人和他那十分独特的逻辑感到惊讶。“就这样，交给了我一项利用老师进行活动的任务，看来詹国强早就想到了他，一旦同那边的谈判陷于失败，或者谈判的消息传到了上级的耳朵里，就利用他来掩护我同他手下一道进行工作。这还是挺有意思的：这是一位有声望的人物，既有独立的见解，又无所畏惧，只要国人能尽早获得和平，他宁愿赴汤蹈火。在和平主义运动中他的交往很广，在中立地区也颇有一点名气，和前大臣又是旧交。据外界传闻，由于他说出了一连串参与和谈的着名人物的名字，应该由他去同日本人进行接触，这是因为用自己谍报人员的话来说，他在这边没有一支能够保持稳定，又能使国家按照协议不致完全被宰割的实际力量作后盾。他从自己的渠道处得到了那边已经开始同大队长进行谈判的消息。但这还不是全部情况：最重要的，也就是我来找您的本意，这件事我没有对吴四宝谈到过，我的忠诚就请您自已去评说吧。那边估计，行动的策划者不仅有您的朋友和我的上司，而且还有总参谋部和外交部中一批很重要的人物。
“事实呢？”常凯申猛地咳嗽了起来，接着问道。
李广元内心明白，他是有意大声咳嗽的，因为他不愿意把声音留在录音带上，咳嗽可以使话音变得无法使人辩识，可是李广元发觉他意外说出的那件关于总参谋部和外交部官员的事情正中了常凯申的兴趣，所以常凯申要他立即列举出事实来。“这没有什么，我可以给你举出事实来，维一不妙的是我没有对老师谈过我的想法，我想他们会马上悄悄地去找他。应该千方百计让常凯申，就是说让常凯申本人委派我去那边一趟。在审讯时(李广元很清楚，这就是一场审讯)我应当这样行事，目的是把常凯申急须想得到的某些情况深深地隐瞒起来。现在需要的是钓钩；千万不能急于求成，只要我能牵着他走，只要能让这个疲惫不堪的人想入非非就好了。可是如何才能使他想入非非呢？应当晓之以利，晓之以私利。他是个聪明人，但只不过是伪政府的一名人质而己。他们所有的人都是人质，都是浑身发颠的躁狂病人。手中的一群胆怯而卑微的人质，真是可悲。为什么会这样呢？常言说得好：‘别给自己制造崇拜的偶象’。他们曾经想过，这座偶像肯定会使他们称霸全世界，并且会把人类统统踩在他们的脚下。文化修养上的欠缺，缺乏真知灼见，这往往只能产生这样的理法，再说也不是所有的人郁愿意学习，可是他们有时还强迫着孩子们读历史和抠外文哩。国家主义学说的宣传对象，都是些懒汉和一些最喜欢体育游戏，广播游艺节日和在工作之余在晚间来上一杯白酒的人们。”
“这些事实在太离奇了，”李广元说。“虽然对方还远远没有向我全部披露，他还想保留很多东西用来进行交易。即使这样他的逻辑结构还是无懈可击的。它的要点是这样的：为什么在去年年底自己人被撤去了总队长私人参谋部参谋长的职务呢？难道这是垮台和降职，不对吧？”
李广元用眼瞟了一下常凯申，等待着他的回答；但他沉默不语。常凯申清楚地想象到录音机上的带子缓慢而又沙沙地转动着的情景，嘲讽地问道：“分队长，您不想让您和我的声音录在一条带子上吗？”
常凯申默默点了一下头。
“好的，我明白了。我刚才说的‘分队长’这个词很容易被剪掉，美式录音带似乎粘合性能好，在听录音时不会出现磁带断头的现象。我继续说，所谓‘降职’就是在南京这一幢建筑物内策划出来的第一步行动。第二步是打通参谋部的关系，参谋部必须同意任命他为集团军副总司令。军方由戴上将签字同意照办。记录按惯例要求，那边的人来内地一事应通过外交渠道事先同政府商定。这一问题的来往信件现存外交部档案室。他们巧妙地将我们这身惹人注目的制服换成了绿军装，摇身一变成了军人；变成军队派系的人物了，在所有时代，敌对双方军队的将领们坐到谈判桌旁是常事。再说所有这一切都发生在我们在苏北地区向共党发动攻势的前夕。可见，确是早有预谋了吧？此外，他们认为，在詹国强逮捕他们的人时两人在私下没有见证在场的情况下，上将可能向他提供过一些保证他们安全地进行接触的人事关系。如果不是我，譬如说不是你和我对老师做了工作的话，谈判肯定会取得圆满成功的。您要我讲出事实，我就对您讲出了老师的逻辑思维结构。如果您愿意听，这就是事实。不过还需要对它认真地加以审查：具体是谁在国防司令部替那些坏人起草关于他们的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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