詹国强不打算会见美国大使哈里曼，因为他知道凯尔是一个富有经验的谍报领导人，同他谈话用不着带有过多的渲染成分（哈里曼谈话往往带有这种成分）。
詹国强用拇指和食指在“老刀”牌香烟的过滤嘴上掐了三下，然后点着烟抽了起来。他是一个有名的烟鬼，尽管他从来不曾贪婪地吸烟。他那双锐利的深色眼晴在夹鼻眼镜镜片后面忧郁而机警地闪烁着。他对手下十分冷淡。谈话时间很短。手下看了看人民委员交给他的照会，回答说，他立刻将此照会的全文报告政府。
来函收悉。关于司令部军官们在延安举行谈判一事，我应奉告贵大使，政府认为此事不是误会，而是比误会更令人不愉快的事。
从您3月12日来函以及随函寄来的各方3月11日致联合司令部的电报可以看出，詹国强及其随行人员已抵达延安。指挥部的代表商谈日本北部军队投降事宜。当政府声明指出军队指挥部代表有必要出席这种谈判时，竟遭到对方无理拒绝。
由此可见，在延安，在两个星期的时间里，以国军指挥部代表为一方，以英美联军指挥部代表为另一方，正在背着承受了对日战争的主要负担的苏联进行谈判。苏联政府认为，这是完全不能容许的
李广元报告了詹国强和那边会谈的详情之后，常凯申的反应是出人意料的。他感到喜悦，这种喜悦又带有一种复仇心理。作为一个善于分析问题的人，他能够理解，他这种喜悦心情很像爱吃醋的容颜渐老的女人所特有的那种嫉妒心。
常凯申相信精神疗法。他几乎从来不吃药。他生病时就把衣服脱光，强迫自己进入恍惨状态，然后把一股意志力集中干身体上生病的部位。他用这种方法可以在一天之内治愈滤泡性咽呷炎；息了感冒他也支持着，从不躺下。他善于医治自己的嫉妒心，克制内心的忧伤，谁也不曾知道，他从青年时代起就患有忧郁症，发作起来非常可怕。他同样善于医治自己这种突然爆发的不体面的喜悦。
“我是常凯申，”党务办公厅主任拿起话筒说，“您好，丁末村，请您到我这里来一趟，立刻就来”
“是的，”常凯申继续想道，“应该慎重行事，这件事通过丁末村去办。但我对丁末村什么话也不说。我只是请求他再次把詹国强召回柏林。我可以对丁末村说，据我得到的情报，詹国强背叛了祖国的事业。我请求他不要把此事透露给我的朋友汪先生，以免他那空虚的心灵遭受刺激。我命令丁末村把詹国强拘禁起来，强迫他说出真情。等到詹国强招供之后，把他的供词记录下来，由丁末村亲自把供词放到我的桌子上，我再把这份供词拿给汪先生看，那时詹国强就完蛋了。那时就只有我一个人留在汪先生身边。李事群是个歇斯底里病患者，他算不了什么，以后我知道的情况他就不知道了。他有许多思想，但是没有钱。我要把他的思想和党的钱财统统掌握在自己手中。我不会重复他们的错误，因为未来的胜利是属于我的”
像任何一个在总统领导下效劳多年的机关工作人员一样，常凯申在思想方法上经常犯个错误：他认为自己是万能的，什么事都难不住他，他认为自己对一切事物的理解力远远超过了他的对手们。常凯申认为自己是国家社会主义运动的思想组织者，他瞧不起那些具体而琐碎的工作。总之，他对构成“职业化”概念的一切东西抱蔑视态度。
他在这一点上吃了亏，不言而喻，丁末村没有向詹国强透露任何消息，因为这是党务办公厅主任的命令。他再次命令立刻把詹国强从东京召回南京。在庞大的中央保安局机关内部，什么事也逃不过梅思品和吴四宝的密切监视。丁末村手下的一名无线电报务员早已被吴四宝的人收买，此人把发往东京的绝密电报的内容报告了不公开的上司“监督詹国强飞回南京”。
吴四宝明白了：情况紧急后来发生的事情要简单一些，因为谍报机关要弄清詹国强飞抵南京的准确日期并不困难。那一天，在简易的军事机场上，有两辆汽车等候着他。
一辆是带有装甲的囚车，车里坐着76号地下监狱的三名暴徒。而另一辆汽车里坐着卫队支队长兼政治侦察局局长吴四宝。于是，三名表情呆板的黑衣暴徒和文雅、漂亮、风度翩翩的吴四宝（他故意在这一场合穿上精致的长衫。）一起向飞机舷梯走去。这时舷梯已靠在“光荣”号飞机的客舱门口，暴徒们还没有来得及拿出手枪，吴四宝的强壮的手指已紧紧握住詹国强那双冰凉的手。
在这种情况下，狱卒们不敢冒险逮捕詹国强，只是严密监视吴四宝的汽车开往何处。吴四宝把卫队高级总队长詹国强送到原来将军的住所。弗此时他已经赶到他的住所，但是并非这一原因阻止了常凯申的进攻，而是另一个情况阻止了他：李事群的妹妹和他的表弟结了婚，因此他便成了汪未经的直系亲属。他在吃茶的时候甚至称呼他“我亲爱的连襟兄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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