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吧，我不哭，也不着急”报务员低声说道。然后用冰凉的手指轻轻地碰了碰那个人温暖湿润的手臂，说道，“谢谢您”
“您的亲人在什么地方？我们公司可以帮助他们来看您。我们出路费，而且提供住所。当然，您也知道，一些旅馆被炸毁了，另一些租给了军人。不过，我们还有私人房子。您的亲人不会生您气的。应当往什么地方写信呢？”
“我的亲人都住在宁波，”报务员答道，“我现在也不知道，他们怎么样了”
“您丈夫的亲戚呢？应该把这件不幸的事通知谁呢？”
“他的亲戚都躲在重庆。不过，给他们写信不大合适，因为我丈夫的叔叔是日本的好朋友，他不让我们直接给他写信我们都是托人把信带给他，或者通过大使馆”
“地址您记得吗？”
这时候孩子哭起来了．
“对不起”报务员说“我先给他喂奶，喂完奶再告诉您地址”
“那好，我先回避一下”那人说完就走出了病房。
报务员看了一下他的后影，慢慢地把紧便在喉咙里的一团东西咽了下去。她的头还很疼，但是已经不感到恶心了，她没有来得及好好地琢磨刚才那人提出的问题，因为小家伙已经开始进食来，所有那些使她忐忑不安、但又十分遥远、陌生的东西都随之消失了。她身边只有那贪婪地、灵活地摆动着小手的孩子。她给孩子换下了尿布，久久地望着胖儿子，他浑身皮肤红嫩嫩的，就象是表了一层红丝线似的。
过了一会儿，她突然想起来：昨天她还躺在一间大病房里。病房里有很多产妇，护士们定时把孩子给她们抱来喂奶；病房里孩子们哇哇地哭着，但现在听到的声音却象是从遥远的地方传来似的。
“我怎么一个人在这儿呢？”她突然想道“我这是在什么地方？”
过了半个小时，那个男人又来了。他看了好久熟睡着的孩子，然后从公文夹里拿出几张照片，问道：
“趁我记下您叔叔地址的时候，请您看一下，照片上有没有您的东西。轰炸之后，找到了您家的一些东西；您知道，碰上这场灾难，哪怕是一只皮箱也多少能帮您点忙呀。可以卖掉些东西，给孩子买些最必需的物品。我们当然要尽力在您出院前把一切都准备好，不过，总还是”
“吕思南路，25号”
“谢谢您。您累不累？”
“有点累了”报务员回答说，因为在照片上离她家废墟不远，沿着马路整齐地放着的箱子和盒子中，她一眼快认出一只大手提箱，她是绝不会把它和别的箱子搞错的。平时她们的电台就藏在这只箱子里。
“您仔细看看，我马上就跟您告辞”那男人一边把照片送到她面前，一边说道。
“没有，”报务员答道，“这儿没有我们的箱子”
“好吧，谢谢。那么，这个问题就算是解决了”他小心翼翼地把碎片收到皮包里，点了点头，站了起来“过一两天我再来看您，告诉您我奔走的结果。手续费我还是要拿的，这年月，毫无办法，不过收费很少很少”
76号区分部的侦查员立刻把报务员的指印送去鉴定，原来报务员看的那张照片事先在实验室已经涂上了一层特殊的药剂。从安装在手提箱里的无线电台上也已经取下了指印。结果是；装有电台的手提箱上是三个人的指印。侦查员紧跟着又向保安局第六处发函索取有关她叔叔的生活经历及其活动情况的全部资料。
丁末村在办公室里来回走了很久。他倒背着手，步子走得很快，总觉得缺少一种很习惯、很重要的东西。这种感觉使他不能集中精力，思想总是开小差，所以终于没意分析透为什么李广元受到怀疑这个使他伤脑筋的问题。
忽然呜呜地响起了使人感到厌倦的空袭警报汽笛声，这时丁末村才终于明白了，他感到缺少的是敌机轰炸。因为战争已经成了家常便饭，而寂静无声倒使人觉得危险，可以引起人们更大的恐惧和不安。
“感谢菩萨，”当汽笛呼号一阵，住了声，又恢复了一片寂静后，丁末村心里这样想道“现在可以坐下来工作了。马上大家都要走了，我可以安稳地坐在这里考虑问题，谁也不会再来找我提一些愚蠢可笑的问题和稀奇古怪的推测了”
丁末村在桌旁坐下，开始翻阅着徐家宝的案卷，他是因叛国嫌疑在1938年夏天被捕的。决定逮捕他之前曾有两个人告密，一个叫丁关根，另一个叫罗才古。这两个人都是原来的军统特务，他们在告密信中说，徐家宝在开会的时候，号召大家要与所有的民族和睦团结，他还谴责战争的野蛮，杀人流血的丧失理性。经过客观的审查，发现这位工会领导曾与现在侨居日本的一个共党会过几次面，早在二十年代他们之间的关系就很好，但是，尽管在日本和南京都做过仔细的调查，而他的案卷里却没有任何材料可以证明他与侨居他国的共党有什么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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