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现有资料看来，公共租界似乎比法租界还要没有底线和老牌强国的尊严。实际上蒲素清楚，公共租界因为毗邻日本防区和华界，而且算是上海的国际区域，承担了绝大部分来自日本的无理要求和指控。
而法租界事实上因为有了公共租界的缓冲。而且不是国际区域，只由法国政府进行控制和管理，相对来说，压力小了很多。随着欧洲战场的深入，对德宣战的法国政府，日子也绝不好过。
发源自歹土，或者由戴利的蓝衣社制造的无休无止的暴力活动，造成了笼罩全市的厌倦气氛。有许多恐怖活动无疑是爱国的，明显针对着日本占领军。
3月初始于南京（特战队也参与了，于大宝，童川、成华他们的小队），然后是当月下旬在上海，国民党特工炸了日本士兵经常出入的酒店和剧院。3月26日，虹口“小东京”地区最大的两家戏院引爆了定时炸弹，伤了16个日本人。
即使如此，1940年3月和4月的恐怖活动仍给人以不负责任的感觉。3月22—29日的一周内，有14个上海人被杀，60人被伤，128人遭绑架。之后的一个星期内，4个银行雇员被暗杀。
日本宪兵试图接管纳税华人协会，警察向他们开枪，结果误杀了上海警察局局长的保镖，暴徒还向江苏高等法院的法官家里扔了炸弹……
恐怖活动的随意性，以及厌倦的气氛，导致了人们对于秩序的某种渴望，至少是条件较好的上海居民，包括外国人，都愿意接受一种新的政治安排。最新的报道显示，在日本宪兵队与工部局警务处就纳税人华人会问题打成平手后，双方便着手设计一个新方案，即用由政府任命而非纳税人选举的一个更大的“临时议会”取代工部局。
这是租界管理方面的一个大变化。英国和中国的代表额减少了，而美国与日本的代表则增多了，此外，出于外交原因的考虑，瑞士、荷兰、德国各增一个名额。
工部局警务处的高级警官仍然是英国人，但是警务处、财务处和工务处则按照日本的设想而重组了。
新的临时议会对于重庆的恐怖活动几无影响，情况只是变得更糟。就在蒲素接手人马，大搞基建的同时，外界发生了三件轰动的暗杀案：两件是警官暗杀案，一件是着名法国律师和作家的暗杀案。
第一个牺牲者是沪西特警总署的资深华籍探目印占卿。印探目43岁，南通人，曾在工部局警务处工作了16年，但于1939年12月1日辞职，参加了汪精卫领导的“和平运动”。由于颇得工部局警察同事的好感，他便在新成立的沪西特警总署中谋得了一个职位。
27日，印占卿刚刚踏出停在公共租界温州路上，自己门口的小车时，便有两个穿着学生服装的枪手向他开枪。他急忙逃往宝隆医院，但是最后他却失去知觉而死了。
达商(R.d'AuxiondeRuffe)男爵是一位身材髙大，体型健美的男子，他是居住在上海的最老的法国律师。他岀身于法国西南部的一个贵族家庭。1910年来到上海，从事法律业务。
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他参加了法国军队，建立了显赫战功，获得了十字军功章和军功奖章。嗣后，于1918年回到上海，重操法律旧业。达商男爵还是位学者，他收集中国古董，编写了《远东》一书，并为一份一流的法国日报写了不少文章。其中的许多文章都对重庆政权作了相当的批评。
66岁的男爵兼任法国总会和法兰西联谊会的会长，与已故市长傅小庵关系密切，被任命为伪市政府的“名誉顾问。虽然有人猜测他卷人了维希政府与戴高乐派的争执，以及与某件重要诉讼案有关的个人恩怨，但恐怕正是达商男爵与傅市长的友谊才使他遭到了这次伤害。
13日上午将近9点钟，达商男爵离开马思南路56号的家，驱车前往位于公馆马路25-41号的圣亚纳公寓的办公室。
大厦在法国总领事馆的对面，离外滩相当近。当他走进大厦时，后面跟了两个穿着洋服的华人。男爵的办公室位于三楼，他刚要登上二楼时，两个枪手用点38口径的手枪朝他背后开了三枪。
达商跌倒在楼梯上并向下滚去，直至脚被楼梯栏杆勾住。刺客冲岀大厦，沿辣厄尔路向南市方向逃去。男爵立时被救护车送往广慈医院，但是他抵达医院时已经死去。撇下了孀妻，塞利娜?多雄?德吕费
第三个牺牲者是工部局警务处副处长，赤木亲之。他曾为日本领事馆警察和宪兵队的利益而协调工部局警务处的活动，作了大量工作。
17日，即达商男爵被杀4天之后，赤木离开愚园路上的家，带着妻子，驱车前往医院作常规治疗。当车子拐入地丰路时，两个枪手向他开了火。赤木头部被打中，但他仍想爬岀汽车回击，然而又被击中手臂和背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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