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潘志杰得到消息说赌场已经重新开放.他便迅速答应处罚责任者。五天之后，他亲自带队突击搜査了伊文泰和悦来酒吧。但是附近其他大张旗鼓进行营业的娱乐场所却一点也没有受到骚扰。
此外.只有部分赌具被没收，而赌场本身却未被强制关闭。确切的报道说，一家新的大娱乐厅刚刚在哥伦比亚路开张，而这里是上海最好的住宅区之一。
即使如此，伪报纸《上海》却仍莫明其妙地声称陈市长取得了反赌博战役的胜利。它说道，在5月31日，所有华人经营的赌场全被査封，“永远不再复业”;潘志杰已经永久性地关闭了外人在沪西开设的娱乐厅，同时采取行动对付流行的“花会”赌彩组织。
于是，一度声名狼藉到被称作“歹土”的地区已经重新成了'良土——拥有高级马路的理想居住区，以及拥有不断发展工业的形形色色特区……
国民政府试图利用汪伪政权纵容上海大规模不正当行业一事，获得最大的宣传效果。此前，常凯申亲自为批判伪政府、并呼吁向赌博和鸦片开战的上海报界动笔。陈市长随后坚持要査封租界内外国人开设的赌场(当时那里只有法国人经营的一个骗钱的赌博机)，并对正规中国警察接管歹土营业所做的努力表示支持。
之后，总部设在南市的上海特别市警察署的首脑卢英将军，最终夺取了潘志杰对歹土的控制权。卢将军派遣其副手，带着指令前赴沪西特警总署，担任潘志杰与市府警察之间的联络官。
在1939年的秘密特工战争中失败之后，戴利的军统开始在上海恢复其地位，“潜伏工作”有了明显的发展，1938年冬天和翌年春天，恐怖事件趋于高潮。
1940年1月20日，着名律师董俞坐在小车中赶去上班之际，被开了四枪。此前的11月，他在将法租界的第二特区地区法院移交给汪精卫政权一事中，发挥了相当的作用。
1月25日，当日华纺织株式会社的日本经理公津正藏正走在劳勃生路上时，一名中国枪手试图行剌他。但这个特工在开了一枪后卡壳了，这位经理才得以逃生。
2月16日，前南京“道德协会”常务理事段涤尘在敏体尼荫路上五福楼菜馆内喝早茶时，被一名枪手击伤。
2月25日，数名中国特工打死了一个未经任命的日本官员，还打伤了一个日本官员。数小时后，第三个日本官员遭到枪击。旋即，一名中国枪手又重伤了在一家与伪警察有关的工厂工作的华人。
2月26日，一名日本士兵被杀，另一人被伤。并有一个日本水手在光天化日之下遭到枪手的袭击。当天晚上，当伪警察王勇离开普家渡的家时，一个中国特工朝他的腹部开了数枪。
3月12日，一位通敌银行家与日本妻子所生的23岁的儿子吴孝安，在离开愚园路上的伊文泰夜总会时被绑架。3月14日，刺杀分子在歹土袭击了两个汪伪官员，杀死一个，打伤一个。
3月16日，苏浙皖统税署的首脑盛绶臣，被六名武装的中国特工开枪击倒在愚园路家门前弄堂内的小车内。3月17日，汪未经的卫队队长潘之东在爱文义路上被击中颈部
。3月30日，一名中国青年向上海税务局官员沈植入的胸膛开了两枪。
4月9日，中国枪手们在苏州河北的杨树浦杀死了一名日本宪兵，打伤了另一人。
4月12日，两个中国刺杀分子在杨树浦杀死了两个日本宪兵队的下士。4月15日，税务局雇员陈虎辉在等公共汽车时，被一个中国特工击伤。
当天，一名中国枪手在新闸桥畔开枪击中了一个日本海军陆战队哨兵的腹部。17日，前南市警察、今效力于汪伪政权的郭子元，在愚园路和爱多亚路的转角处被枪击致死。
这些民族主义暗杀的目标，几乎全是日本军人和水手，经常是值日岗哨及通敌的华人，一般都在为警方、税务机构，或者由占领军扶植的日华企业效力。如许多的袭击都获得了成功，很少再有军统杀手被捕获，基本都在事后逃入公共租界。
然而，国民党的“潜伏工作”并非没有受到挑战。他们以前在特工活动交战中为南京政权效力的对手，将战事集中在了三个极有竞争性的舞台：报纸、法院和银行。
1937年11月，日军一击败上海的中国守军，便接管了设在公共租界里的国民党的新闻检査所，宣布所有的中国报纸都得接受检查。
为了避免对于日本审查机构这种有失身分面子的屈从，许多中国报纸都雇用了英、美公民为发行者，作为外国刊物向租界当局注册登记。
例如，《申报》便成了美国的注册企业，表面上由美国律师奥尔曼(XF.Allman)发行，他也是工部局的成员。于是，“洋旗报”及其增刊便成了“孤岛”时期知识分子进行反抗的最重要的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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