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
这是汉高祖刘邦在平定英布叛乱后，还都长安途中，路过沛县时留下的诗篇。那一年是公元前196年，刘邦已经六十二岁了。他设宴款待家乡父老，酒酣之际，击筑而歌，慷慨伤怀，泣数行下。
短短三句，平定天下，荣归故里，可心中仍有忧患——这万里江山，还需忠勇之士、家乡父老共守，方能心安。
我小时候读这首《大风歌》，只觉得气势雄浑，却不懂其中的苍凉。后来年岁渐长，走了一些地方，读了一些史书，才渐渐咂摸出那三句诗里沉甸甸的意味——那不是凯歌，是一个老人站在生命终点回首时的叹息。
刘邦其人，历来颇有争议。有人赞他是“豁达大度，从谏如流”的英主，有人说他不过是“好酒及色”的布衣无赖。他的出身太低了，低到在两千多年的帝王谱系里显得格格不入。一个沛县泗水亭长，一个以“无所不取”闻名的市井人物，如何就成了汉朝的开国皇帝？这中间的落差太大，大到让后人很难用一个公允的标准去衡量他。
击筑高歌，意气慷慨，一曲《大风歌》，自此响彻山河千载。古往今来，对这三句诗的解读众说纷纭，褒贬不一。
曾有一年，沛县举办刘邦文化艺术节，邀来一位前朝发言人赴会。不知是席间酒酣，还是语出惊人，他当众直言：刘邦本无多少文墨，不过一介布衣痞气之人；更称《大风歌》不过是酒醉胡言，诗词哪有只作三句的体例。一番话，令在场主宾颇为尴尬。后来虽有不少人撰文反驳，终究不了了之。而《大风歌》，依旧是《大风歌》，历经岁月，流传不息。
我听说这件事的时候，正在北方的一座小城里教书。那天晚上，我翻出《汉书·高帝纪》又读了一遍，看着那三句诗，忽然觉得，那位发言人的话倒也不是全无道理——三句诗，确实不合任何诗词格律。可正是这三句，比后世多少工整华丽的辞赋都更动人。有些东西，不是用规矩可以衡量的。就像刘邦这个人，也不是用“好”或“坏”可以概括的。
他身上的矛盾太多了。他是沛县丰邑中阳里人，父亲刘太公是个老实巴交的农民，哥哥刘伯早死，二哥刘仲勤恳种地，唯独他游手好闲，不事生产，被父亲骂作“无赖”。可就是这个“无赖”，后来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布衣天子。他好酒，常去王媪、武负的店里赊酒喝，喝醉了就躺倒睡觉。武负曾见他身上隐隐有龙形，觉得奇异，便免了他的酒债。这当然是后世的神化，但那份不羁与散漫，大约是真的。
后来天下大乱，陈胜吴广揭竿而起，刘邦也拉起了队伍。他带着沛县的三千子弟，一路西进，先入咸阳，后与项羽争天下。这三千沛县子弟，便是他最早的家底，也是他后来做皇帝之后始终放不下的牵挂。他在荥阳被项羽围困的时候，派人回沛县征兵。消息传回，沛县父老二话不说，组织子弟奔赴前线。这份情谊，刘邦记了一辈子。
项羽是贵族，是名将之后，力能扛鼎，才气过人，却败在了刘邦手里。为什么？史家说刘邦善用人，能纳谏。萧何、张良、韩信，哪一个不是当时顶尖的人物，却都愿意跟他干。他这个人，身上有一股让人愿意追随的东西。至于是什么，谁也说不清楚。也许是那种大大咧咧、不计前嫌的豪爽气，也许是那种能屈能伸、该低头就低头的务实劲儿，又或者仅仅是因为他比项羽更懂得：打天下不是一个人的事。
可当天下真的打下来了，那些跟着他打天下的人，也一个个走了。韩信被吕后处死在长乐宫钟室，临死前说：“吾悔不用蒯通之计，乃为儿女子所诈，岂非天哉！”彭越被剁成肉酱，英布被逼反，卢绾逃亡匈奴——那个和他同一天出生、一起长大、情同手足的卢绾，最后也走了。刘邦坐在龙椅上，看着身边的人一个一个离去，心里该是什么滋味？
我时常想，他回沛县那一次，站在故乡的风里击筑而歌的时候，心里想的是不是就是这些人。那些跟他一起放牛、偷鸡、喝醉酒躺在树荫下的少年，那些跟他一起出生入死、在战场上替他挡过箭的兄弟，那些在荥阳城下跟他一起挨饿、一起咬牙挺过来的老将——他们都在哪里？韩信不在了，彭越不在了，英布反了，卢绾跑了。只有他一个人，穿着龙袍，站在故乡的土地上。
“安得猛士兮守四方”——他是在问天，也是在问自己：这天下，还能靠谁来守？
其实他终究是幸运的。至少他还能回去，还能在沛县的老屋里住几天，还能和那些看着自己长大的长辈喝一杯酒。他喝了，喝得痛快，喝得醉醺醺的，然后唱歌，然后哭。史书上记着，他“慷慨伤怀，泣数行下”。一个皇帝，当着那么多人的面哭，哭得毫无顾忌，哭得像个孩子。
那场宴席结束后，他大概就知道，自己不会再回来了。他在沛县住了十几天，临行前沛县父老恳请他再多住几日，他说：“吾人众多，父兄不能给。”——我带的人太多，怕乡亲们供应不起。这话说得客气，却也透着一股真诚。他已经不是当年那个赊酒喝的刘邦了，他是皇帝，他的排场会让家乡的父老承受不起。他走的时候，沛县万人空巷，都在路边送他。他登车挥别，一去不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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