役归于地，量地计丁，纳钱代役。
李超的摊丁入亩，与朝廷的租庸调制完全的不同。连程咬金都看的出来，李超的这个摊丁入亩，又是在劫富济贫。
李超此举，其实就是把自秦汉以来的人头税，给废除了。而废除人头税，其实就是对农民人身控制的放松。
大唐搞不出来羊吃人运动，要发展工商，朝廷的租庸调制，其实就是最大的阻碍。租庸调制，配合均田制，就是企图把所有的农民都束缚在土地上。
废除丁税，也就是废除人头税，百姓没有地，则不用承担地丁税。那么百姓也不需要去做隐户，不用去依附那些豪强地主。而赋税征钱，则能适应商品经济的迅速发展，能促进农业商品化，甚至是促进资本主义萌芽。
李超还打算，等摊丁入亩进入到下一阶段后，到时朝廷直接不再征收实物，而是直接征收钞或者钱。
“那朝廷以后还要推行均田制吗？”
李超想了想，均田制终究是难以适应大唐发展的。均田制出现的时候，正是南北朝的时候，那时战乱频繁，导致人口锐减，田地荒芜。于是，朝廷推行均田法，把空置的地分给百姓，然后征收租调庸，这样一来，恢复生产，也增加了朝廷收入。
但现在一统时代，人口再不会大量锐减，只会不断增多。而田地却还是那么多，就算大唐开边拓土，也不可能跟的上人口的增长，以及土地兼并的速度。土地兼并是很厉害的，哪怕朝廷推行均田制，可对兼并也没有什么影响。
人口增加，和土地兼并加剧，最终只会让越来越多的人没有田地可分，均田制必然崩溃，甚至连府兵也会很难再分到军田，这也必然导致府兵制的崩溃。
没有田的府兵，就难以置办的起自己的装备，也没余力请人在他训练、打仗时帮忙耕田种地。
没有地，却还得向朝廷交租调庸，还得为朝廷服役打仗，最终必然就是百姓活不下去，军队没有战斗力。
李超其实不反对土地兼并。
但允许土地兼并的前提，就是罢租庸调法，推行全新的两税法，摊丁入亩，一条鞭法，役归于地，摊丁入亩。
百姓没有了沉重的丁税、丁役，那么就算他们不种地，也有其它的选择。比如可以给李超这样的地主佃田，他们做为佃户，只要给地主李超交租就好，并不用再向朝廷交税，他们原来的丁税丁役，摊到了田地里面，由田地的主人李超这样的地主们交纳。
失地的百姓，也可以去给工坊做李超做工，直接拿李超的薪水，靠薪水养家糊口，也一样的不用向朝廷纳地税丁役这些。
“不抑兼并？”程咬金惊讶万分。
汉以来，朝廷都是重农的抑商，并且是打击土地兼并的。可李超现在却说出不抑兼并这样的话来。
“对，不抑兼并。只要百姓不再需要背负租调庸，那么就算兼并严重，又有什么关系？朝廷不再以丁税为主，而改以财产田亩为主，那么贵族官员地主都得纳税，他们就算兼并了再多的田地，可也不能跟以前一样能够免课或者只纳极少的税。”
“对朝廷来说，向一百个农民征税，跟向一个地主征税，并没区别。税额没变，朝廷也并没损失。”
宋也不抑兼并，宋经济能繁荣，有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宋也是实行中唐后推行的两税法。
程咬金觉得自己脑子有些不够用，这些新说法，好新奇。
“难道说，朝廷以后允许我随意兼并土地？”
“前提是你能买到那么多田地，不抑兼并，又不是让你巧取豪夺，你想买地也得人家愿意卖，正常的买卖交易，朝廷为何要禁止。你买了地，也就等于把这地的税买到手了，以后这地的税也归你教了。”
而在以前，官僚贵族地主们往往拥有免课特权，因此他们兼并的地越多，可并不代表交的税越多，往往他们的税有一个上限，可能一千亩地也只是差一百亩的税，一万亩也是交一百亩。
在这种情况下，地主们兼并的地越多，朝廷的损失也就越大。而失地的农民没有了地，可摊在头上的丁税却没有变。
等于这些人没有了地，可却还在为兼并了地的地主们交税。失地农民往往成了穷人，没有钱，朝廷往他们身上征税就成了难题。有钱人的税朝廷不收，却往没钱人身上征税，这种现象，在明末的时候最突出。
最终不可避免的肯定就要有人造反。
“朝廷不抑兼并，还可以征收契税，比如规定土地交易，必须立契约，而官府每次交易，按交易额征收百分之五或者多少的契税。这样，每次土地流转交易，朝廷不但没损失，还能赚笔契税。”
不抑兼并的前提，是以后摊丁入亩，按田亩征税，贵族、官僚、地主都没有免税特权。
“真能做到所有人都要交税？”
“这有什么做不到的，我们此前推行的两税，不就是让所有人都纳税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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