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又能增加一千多万贯的收入，这当然是好事。但天上不会掉馅饼，什么事情都不是没有代价的。
李世民仔细的思索了一会，就想到一些关键之处。
首先，取消色役了，那么原来的许多豪强大户们就没有了借色役逃正役兵税杂徭的机会，正役这些比色役可是要高不少。这户税新政，明显会损害这些豪强们的利益。
对于官员们来说，待遇倒没变，原来是朝廷分配给他们杂役护卫等，现在则改成直接折钱给他们，让他们自己按需求雇佣。
“普通百姓岂不是也要多加一笔税？”李世民又到一点。
原来那些大户豪强们的子弟充任色役，以逃避正役，他们是少交了税，但其它的课丁们，却是不受影响的。而现在，朝廷新增户税，取消色役，那些豪强大户固然没法再通过充任色役逃正税了，但那些普通百姓却也得在租庸调正役之下，又新交一笔户税了，哪怕最下下等的一年只有五百钱，可这也是凭空新增的税啊。
“确实是如此，但是，臣以为，只要朝廷给百姓多授分些田地，那么就算增加户税，其实也是可以的。”
租庸调制的核心，就是以人丁为本。不是按户按财产纳税，而是按人丁纳税的，按的是成年男丁，十来岁的中男，在宽乡也能分田，因此也会提前些服些役。总的来说，均田制是以丁为本，租庸调制也是以均田和丁男为本。
地少也是一丁，地多也是一丁，一丁的田地多少不管，他的税都是一样的。因此，朝廷若是能给百姓增加点实际授田，那么就算加上一笔户税钱，可实际上他们的负担并不见得加重了。
正常年景，斗米二十钱，一石米二百钱，五百钱要两石半米，需要两三亩地的产出。如果一丁真有的有一百亩地，哪怕其中种些桑麻，那这加的五百钱税钱，也不算多。
不过李世民却不觉得事情会这么的简单，新增一个户税，固然能一年增加上千万贯的财收，可却一会得罪豪强地主们，二会得罪普通百姓们。豪强们没法借色役逃正税，要多交税。百姓们凭空增加了一项户税，不管是多少，肯定也会不高兴。
新户税把豪强地主，和普通百姓两头都得罪了，能实行的下去吗？
其实李超有个更激进点的税法，就是中唐推行的两税法。
两税法就是租庸调税制崩溃后的新法，两税法在中国历史上相当重要，算是税法的一个划时代的开端，这个税法，基本上从中唐一直沿用到了清亡国。
两税法的核心，不再是以人丁为本，也不再以均田制为核心，而是以户税、地税为基础，规定户无主客，以见居为簿。既不分主户客户，也不分定居或行商，所有居民一律在所居之地征纳税收。
征收原则则是人无丁中，以贫富为差，税额按田亩和资产的多寡确定，废除以前的租庸和杂税，资产少就税少，资产多就税多。
理论上来讲，这种税制当然比按人均摊派的租庸调制来的合理的多，尤其是对于那些无地少产的民户负担更小。
中唐推行的两税法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一改现在这种官员不纳课的旧规，改成了官绅一体纳粮。
官僚豪强们也只能千方百计的偷税逃税漏税，而不再是光明正大的免课了。
不过李超觉得现在没有实行两税法的基础，大唐一统天下未久，租庸调制还没有露出许多漏洞，这个时候没有废除租庸制的环境。
提出户税，也不过是为了对现法进行一些修补而已。
李超提出，免除色役，推行户税的同时，也推行地税。
地税就是原来的义仓粮，现在朝廷要直接把这个义仓改为地税，更加的正规化，以加强地方粮食储备，增强抗灾能力。
把义仓粮直接改名为地税，名为税，就是把这个本来属于民众存粮备荒的事情，改成一项严格的税法。
租庸调制度规定，王公贵戚，品官勋爵，和不定居的商贾等都有一定的免除特权，而李超却是准备皇帝以下，不论王公贵戚，品官勋爵，一律都要交税户税和地税，没有田的商户，也要按资产分户等，交纳户税和地税。
“地税亩税二升，以田产多少定纳税数额，有多少田就纳多少地税粮。”
末了，李超又对李世民加了一句，“无上限！”
“地税之粮，不可以钱代纳，非灾荒之时，不得开仓取粮。”李超再加上一句。
义仓原本就是为赈灾储粮，因此目的是非常明确的，是备粮防灾的，这些粮食属于战备救灾用粮，平时不能动用的。
这次大灾，粮食储备上朝廷吃了大亏，因此上下都意识到粮食的重要性。
李超提议把义仓粮直接改为地税，纳入朝廷的税收系统，就是为了把这些粮食的重要性提升。
历史上，唐朝天宝年间，粮食储量大增，一度达到极可观的数字。
史载：唐玄宗天宝八年，天下储粮米9606万石，其中义仓6317万石，占了65%以上，地税的财政地位日益重要。据史料记载，唐朝开征地税后，用义仓赈济贫民达106次，有效地维护了社会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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